古书行世历久，钞刻纷庞，每有残乱讹夺。为之考覈群籍，比对异同，正其是非，求其本旨，折衷文理，厘订章节，俾符原作面貌，是为校雠。自汉刘向开端，历世发展，至清而成专门之学。操此者务在博览强识，字斟句审；一字推敲之间，有如两造互控，老吏究诘，断案成谳，义无可翻。如或偏任小慧，出以师心，影响臆测，擅为改窜，则治丝愈棼，益误来者。此校雠所大忌，而昔人每多犯之。其在《华阳国志》，如宋吕大防、李□、明张佳胤，清李调元、王谟、廖寅刻本皆不能免。他更无论矣。又有偏执一本，胶于先入，毁所不见，沿误自是，讼败而不肯服者；其在此书，则江西本、卢本、石印本尤为突出。又有明知文讹义乖，有待厘正，而以未得善本勘合为解，沿而不变，或仅注“疑阙 ”、“疑误”等字，不加解说，自诩谨慎，云“待来者 ”；正如探路得阱，不为填塞而去，则一行何贵有此先遣者哉？干嘉诸校雠家每有此失，而后人乃以为贤，是亦惑矣。校雠既无裨于实际，故刻书者亦每不采用。清代校此书者号称二十余家，其刊行者仅李调元、章宗瀛、顾广圻、顾槐三与顾观光五家。李调元参合板本，顾观光广征群籍，皆值称道。顾广圻虽参验不足，而所判断，往往有异本为之证实；又只注其意而不率易原字，俾览者自能抉择；盖不仅以识见服人，工作态度亦正可师也。
此次校勘《华阳国志》，于处理旧刻各本异字之方法，取法《函海》；审订原着文意，勘正讹夺，则取法于顾广圻；博采群籍，甄别文字，则取法于顾观光；期合三家之长，以成善本。限于学识，加以耄昏，才不副志，力不从心，存留遗憾必多。但有竭其骀蹶而已。
此次校勘，以廖寅题襟馆本为底本，取其为最近刻行比较完善之本，且易购得也。其他各本与此本文字相异之处与裁定意见，均加简明校语，余如行款、抬头、空格等等之不同，间亦有所说明。其各本原有小注夹存者，则括以引用号，注其版本，嵌入新校语中或附于后。惟原注冗长属于诠释性质与其当批判辨论者，则用 “详注”二字代之，别于各段分注栏叙录。期在校语不繁而宋、明、清三十余种刻本之异同备焉。
《校记》中所举板本，每种只有一字代替。其影刻他本者不录，写刻他本偶有异字者录之。所引凡十五种，其代字如下表：
元丰－－清人何焯校录宋元丰刻本。
刘－－明嘉靖成都刘大昌刻本。
张－－明嘉靖蒲州张佳胤刻本。
钱－－《四部丛刊》影印明钱叔宝钞本。
吴－－商务印书馆影印明吴琯《古今逸史》本。
何－－明万历何允中杭州刻《汉魏丛书》本。
李－－《函海》引明天启成都李一公刻本。
函－－清干隆通州李调元刻《函海》本。道光绵州李重夔重镌本同。
王－－清干隆南昌王谟刻《汉魏丛书》本。
浙－－清杭州剜补《广汉魏丛书》本。
廖－－清嘉庆南京二顾校廖寅刻题襟馆本。益州佳史馆、二酉山房影刻本同。
卢－－清光绪叙州卢秉钧刻《汉魏丛书》本。
钟－－清光绪广汉钟登甲缩刻《函海》单行本。乐道斋缩刻《
函海》本同。
湘－－清光绪湖南艺文书局刻《汉魏丛书》本。
石－－清宣统上海大通书局石印《汉魏丛书》本。民国育文书局石印本同。
校注中引用各家校勘文字，则每种用二字代替如下表：
惠校－－吴县惠栋红豆斋批校稿（未见原稿）。
卢校－－余姚卢文弨抱经批补稿本。（未见原稿）。
《函海》－－《函海》本李调元校语。
千里－－元和顾广圻手校底本。
秋碧－－同上顾广圻手稿文间顾槐三批注。
尚之－－金山顾观光校勘记。
百川－－成都唐鸿学校笺。
此次校勘，不尽依板本与前人校稿，每亦采用前人引据以外之书志引文（例如《寰宇记》、《舆地纪胜》及其他方志之文）。甚或无所引据，但用它书文字从侧面推测，从本书上下文理与历代钞刻致误之规律推断者。惟皆不动原刻文字，别以符号区别其所当增删移改之字，并于注释内说明其增删移改之理由，留待阅者评定之。例如：廖本《巴志》“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 句，刘、李本，钱钞本皆作●字，是宋本原是●字。张、吴、何、函、王、浙、钟本皆作葵，《函海》校注： “原讹●。何本作葵。刘本亦作●。”是惠校所据宋本亦作●。张佳胤乃改葵字。吴、何本遵之，雨村又依何本改入《函海》为误。顾千里手稿此处无注。廖刻本原是●字。校注乃于橙字下云，“当衍”，●字下云，“ 当作□。□即橙字”，应是秋碧意，实不可通。六朝人惯用四字为读，上文皆然，何得此处独为三字？且常氏为文平朴，非好用古文奇字者。何至弃橙字不用，改写作□。又字书，□是草，非果蔬。《玉篇》作“金□草 ”，《正字通》作“苦艼”。释为橙字，亦无前例。● 字不见经籍，盖扶留之别名，亦作荜茇，六朝时士流喜食槟榔，须拌扶留与蚌灰，故扶留迅速自日南移种于岭南滇桂和川东南之长江河谷，此文省称为●，与橙皆巴江特产以供客者。宋以后以荜茇与扶留别为二物，明人不知，误改作葵。葵即菟葵，是常蔬，非园艺物，未得与橙比提。故正文依廖本作“橙、●”字，并删《函海》、廖本两注，但存各本异字，更为校语云：“●字是，即扶留，另详注释。”又如巴西郡“东接巴郡，南接，西接梓潼，北接凉、西域”。钱、刘、李、《函》与吴、何、王等本皆作“南接梓潼”，无“西接”二字。千里校稿，于吴本“梓潼”二字上下加朱泐，示有疑问。廖本独有“西接”二字，于“南接”下注云“有脱” ，不定脱何字，此明是原作“南接广汉，西接梓潼”八字。唐宋人不知李成与晋之广汉郡不是治雒县之广汉郡，而是涪江下游即蜀之东广汉郡地，骇不敢遵，或有妄删者，宋刻亦不能定而阙之。后人遂误为“
南接梓潼”。夫晋梓潼郡在广汉郡北，在巴西郡西北；广汉郡在巴郡西北，巴西郡西南；安得设想为常璩文是巴西郡“南接梓潼”乎？此处虽无他本依据，亦迳补入“广汉”二字，合廖本“西接”二字，为补四字，均用补阙号别之。
盖校勘目的，在于寻绎原着之本来面目，固未可以一己偏私之见强加前人，妄改其字（如上举之葵字、 □字）；亦未可妄持谨慎，明知蠹夺，而亦听其阙误，无所用心。譬如发掘古物，得残品破件，必为之嵌镶补缀，求还原貌。苟有误缀，识者再为纠正。固未可袖手以待来者也。校勘文字一律夹于正文中。
本书校勘中作增、删、移、改的情况和所用符号如下：
一、增补文字，旁加“▲”，如巴西郡之“南接 ▲广汉，西接△梓潼”。
二、衍文用小一号字排，并于其字、句之前后加圆括弧。如《巴志》言范目“封渡沔侯”，查秦汉无渡沔县，依廖本注语，“县”字当衍，故排作“封渡沔（县）侯”。
三、原刻误倒及旧钞讹乱、飞句别出之当乙正处，亦依文字增删例表示。如《南中志》叙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军号飞” ，钱钞与刘、李、《函海》本同，而“飞”下注有一“ 阙”字，张佳胤、吴琯、何允中本“前”字下作“号为飞军”四字，盖元丰本原自如此（张佳胤自言得元丰本）。审文义当遵。今此句排作“（军）号▲为△飞▲军 △”，表示增一“为”字，移“军”字到句末。
四、校改文字，当改之字和所改之字亦分别加删、增处理。如《蜀志》“元光四年，置蜀四部都尉”，考此“四部” ，当为“西部”字讹，理据充足，故作“置蜀（四）▲ 西△部都尉”，其理由则在注中述之。至于古字、别体、俗体等，则酌情出校。
五、明清各本，每有遵用宋刻小字校语，或改作大字低格附于正文，或仍作小字夹于行间；又有各家自作校注，或入行间，或在书额者，本书一概存其原文于注释中，并作考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