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镌本，自宋吕大防刻本即多残缺。宋时已有李□校语增补《李势志》，又“整顿”其汶山越嶲二郡间一段文字，均见原跋。是宋人辑补阙文先例也。然所补不仅短陋，亦去原作精神、面貌太远，甚至加重谬误；及今视之，非惟无功，且增混乱。
宋刻如此，明张佳胤所得，仍是元丰之残阙本，错简脱叶与全行漫灭之处颇多。张氏亦曾进行补缀，但皆未测原作字数与旧本行页，以及常氏行文特点，而以私意所喜任情为之，泛溢臃肿，或至数十字数百字之多；甚且骈枝复出，文不相应。例如，张本《先主志》于赤壁战后，至“琦病死，先主领荆州牧，治公安，权进妹”以下，其所据本原脱一叶。今较以刘本实脱二百八十八字。张氏直用《三国志．先主纪》建安十二，十六，十九年三段原文补之，多至六百八十一字。并将此下《常志》原文，改从《三国志》文者多处，然后转归旧本。核其所补文，仅适用于《三国志》而不适用于常着之处颇多。如：建安十六年，张松说刘璋迎先主以讨张鲁及先主入益州取刘璋经过五百余字，《三国志》固在《先主纪》内；常着则先已载于《刘二牧志》，故于《先主志》仅用“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遂西入益州”十七字带过。而张氏竟仍依《先主纪》补出全文，致前后重复五百余字。此不当补而补也。又，《三国志》“权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为宜报听许……荆州主簿殷观进曰……”此上距“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隔有五十余字，且杂叙他事，故于殷观，必称“荆州主簿 ”以明其职位。若《常志》，则述殷观语于直承上文“ 及得荆州，复有人众”句，故只称“主簿殷观”即可明其为荆州主簿矣。张氏于此仍用常文，而妄援《三国志》增“荆州”二字于主簿上，此不按行文规律而妄补也。又其后叙先主入成都，《三国志》文为：“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夫“取蜀城中”云者，谓入城后纵将士分掠抗命诸家也。用其金银以赏将士而“还其谷帛”，俾资生存耳。常璩改写为“蜀中丰富盛乐。置酒大会，飨食三军，取蜀城中民金银颁赐将士，还其谷帛”，符合当时实际，正是陈氏本旨。张氏乃亦改从《陈志》原文，而又将“还其谷帛”一句删去，实于陈寿本旨悖谬。如是妄改妄删以为补，正如剪锦衣以饰短褐，其妄已甚。后人无识如吴琯、何允中、王谟等，乃亦遵而用之。宜识者之斥其为“俗本”也。
清人辑补此书者，则如卢文弨据别本以补何允中本至两子卷与四整叶之多。然别本所无者亦即不补。似有贤于张佳胤处，而实未尽辑补旧籍之全力。当时尚有宋刻在世，使能博征善覈，力求全貌，应尚可及。迁延至今，着手更难。虽然，今日为之，犹将胜于因陋就简，袖手不为。兹故因校勘之便，更竭绵力，辑补旧阙。蓝缕草创，谬误必多。姑且陈力竟志，以待来者裒削订正耳。
此次辑补常志之方法，坚持五点。（１），估计原着阙佚篇页，文字数量。藉字数控制所补文字，不容失于太啬，亦不容失于泛溢。（２），力求常氏撰述精神，行文规律，用以审核辑得资料，慎重补缀；虽不能似，求能似之。（３），所辑资料，不限于故籍明白标定为引《常志》之文。凡可估为其文出自常着者皆采用之。即属明白标为引《华阳国志》者，亦不尽遵原字。盖知昔人着书多不言所引据，引书亦不尽遵用原文故也。（４），补文皆于校记中注“补”字。（５），补文嵌入正文，旁加小三角（▲）记号，以便检核。
以下略举数例以申述之。
如《蜀志》，宋版原阙汶山郡至越嶲郡约六页之多。旧刻《汶山郡序》，“宣帝地节元年，武都白马羌反，使者骆武平之。因”，因字以下，误接至越嶲郡之 “拜越嶲太守，迎者如云”句。旧校诸家皆无所觉。顾千里整理《益州郡县目录》，至汶山郡，始发现原刻属县皆当属于越嶲。今其《益州郡县表》初稿，汶山郡下无县。而钞附有《水经注》一条，云“《水经注》三十六：沫水东北与青衣水合。引《华阳国记》曰：二水于汉嘉青衣县东合为一川，以下亦谓之青衣水。”又另录一条云：“宋白茂州下注（按指《续通典》）引《华阳国志》云：宣帝地节三年，武都白马羌反，使骆武平定之。汶山吏民诣武自讼：一岁再度更赋至重，边人贫苦，无以供给，求省郡。遂省汶山郡，复置都尉。今自汶山吏民以下皆无之。盖又非宋白所见之本矣。”顾氏当时仅得“骆武平之”以下阙文之端绪如此。廖刻本中，因字下已有大段校注，列举《太平寰宇记》、《续汉郡国志》注、《汉书．货殖传》注、《水经注》等所引《华阳国志》属于汶山、汉嘉二郡之文，又据《晋书．地理志》考列其属县。盖亦顾氏续所辑得也。此注后又补有“汉嘉郡”、“越嶲郡”二目，但皆未补属县与志文。查《寰宇记》卷七十八引《华阳国志》此文，又较多于宋白。其文云：
宣帝地节三年，武都白马羌反，使骆武平定之。因慰劳汶山。吏及百姓（诣）武自讼：“一岁再（役），更赋至重。边人贫苦，无以供给。求省（郡）。 ”郡建以来四十五年矣。武以状上。遂省汶山郡，复置都尉。（当作“北部都尉，合蜀郡”。下详其说。）
乐史、宋白皆引自《华阳国志》而文微异，恰便互勘，用以补足宋版大段阙文甚为现成。
以下则按常氏叙述郡县之规律，采用《续汉．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与洪亮吉、谢钟英等所补辑之《三国疆域志》，排列汶山、汉嘉两郡属县。再征采各种史籍，地书、类书所载关于汶山、汉嘉、越嶲三郡之文字，为应补各郡县文准备。除廖刻已经摘出旧籍所引关于此三郡之《华阳国志》轶文外，又得群书中关于此三郡文字之可能出自《华阳国志》者八十余条，三千余字。再经反覆审覈，裁剪其未合常氏格局及不必要之部分，但存七十余条，二千三百余字。均各有注语说明，载在书中。兹摘举二三处以示一般。
《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冉駹夷传》：“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宋书．州郡志．汶山郡》云：“晋《太康地志》：汉孝武帝立。孝宣地节三年合蜀郡。”据此，知《寰宇记》所引《华阳国志》文虽较宋白为多，亦已经有所删节。前汉都尉无属县，省郡后，原辖县归并蜀郡，常氏必有明文。蜀郡旧有西部都尉治青衣，南部都尉治南广，则省汶山郡后所置都尉当为北部都尉。“北部”二字亦不可省。兹故依《后汉书》于“都尉”上补“北部 ”二字，依宋书所引《太康地志》补“合蜀郡”三字。不用《范书》“并蜀郡”三字者，于文谓“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则可，谓“复置北部都尉并蜀郡”则不可。既用乐史所引《华阳国志》文，则只可依《太康地志》文，不能用《范史》文也。
旧籍引文，不惟随意删节，亦多有不适当之窜改与增溢处。例如《后汉书．郡国志．蜀郡汶江道》，刘昭注：“《华阳国志》曰，濊水駹水出焉。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孝安延光三年，复立之以为郡。”此虽引自常氏原书，而并未遵用原文，其颠乱、增删之迹有灼然可见者数点：（１），“濊水駹水出焉”之上，必有山名。汶江道治是今威州（茂汶羌族自治县县治），在岷江河谷低暖处，安得为濊、駹二水所出？考濊水即《汉志》之渽水，《水经注》作涐水，今为大小金川，其下游曰大渡河者是也；駹水即《汉志》之“江沱”，《水经注》之“汶江”，今为杂谷河，自威州入江者是也。其发源处在今马尔康县东马塘附近之鹧鸪山。自鹧鸪山北连松潘县之羊膊岭，南连小金县东界之巴朗山，在晋通称汶山（《禹贡》曰岷山，《汉志》曰崏山）。《汉志．湔氐道》：“《禹贡》崏山在西徼外。”又“汶江县”条：“渽水出徼外，……江沱在西南，东入江。 ”皆言山与江源、渽源及江沱源在汶山郡徼外；《汉志》无《郡序》，故分系之于其所近各县也。常氏尊《汉志》，亦当以江源、濊源与駹源分载于《汉志》所当之县，而变通其文义以符晋人习称。其文当为“汶山在徼外，濊水、駹水出焉”。《汉志》之汶江县，后汉为汶江道，蜀汉改汶山县，晋因之。故知《常志》此文在汶山县。刘昭系于汶江道，是，截去前五字，则大谬矣。（２），“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九字，《常志》已载于《汶山郡序》，历今未轶。《后汉书．冉駹夷传》作：“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可证今刻本此九字正是《常志》叙述原语原位。刘昭乃移于“濊水駹水出焉”之下。既非《常志》原文位置，文义更属难通。夫常氏于《郡序》中为此语，固谓郡境冰寒山地多，低暖耕地少，故其文为“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故夷人冬则……”云云，将雪山与耕地配布之实际情况，分别言之，符合实际。若刘昭所窜引，则似汶山全郡或汶江道全境皆“盛夏凝冻不释”，不复有可耕可牧之地矣。此窜移原文位置之谬也。（３），“延光三年复立之以为郡”句，乃叙述建置沿革之文，必当属于《郡序》，且必紧承于地节三年“省郡为都尉”之后。不当单在分县文中提出。刘昭盖以当时郡治在汶江县，故摘《常志．郡序》文于此。“之以”二字亦非常氏原有。据此判断，刘昭所引“《华阳国志》曰”二十七字实从《华阳国志．汶山郡序》与其属县志文中摘出之三段。确为《常志》原文者仅二十五字。又复截头去脚，颠倒紊乱以系于汶江道下。旧籍引文虽足珍贵，若不细心加以分析，遂谓其为原文而遵用之，亦一大惑矣。夫辑补阙文工作，惟不难于搜集资料，尤难在鉴定资料之有识力。有识力而后有胆力。胆力过锐则难免于主观武断；故又需济以先自反复诘难，保其符合客观真实情况，具有与人辩论决胜之保证，然后可能建立信心，敢于落笔。不如此则不可以从事于辑补也。
《常志》于各郡县，多称举其地方杰出人物。汉晋间，汶山、越嶲等郡尚甚落后，固无足供常氏称道之人物。若汉嘉郡则不然。王谋、卫继、向举皆季汉名宦，着于《三国志》；樊敏、高颐，皆名二千石，着于各碑目、金石书，今其碑阙具在，文犹可验；张休与王谋同载《三州士女目录》；近年又发现王晖石棺，皆足称述。常氏去汉未远，必当录之。兹补汉嘉郡、县阙文，除从各旧籍搜讨关于此区建置沿革、风土特产、地方掌故等资料外，于汉嘉县补“郡建后，人文日起，王元泰州里无继，樊叔达号为吏师，向举一时表率，高颐、张休、王晖皆以俊彦称也”。于严道县补“刘氏时，卫继为车骑将军、大尚书”等字，以副常着本旨。
宋版阙文之下所接“拜越嶲太守，迎者如云”句，正是《太平御览》卷六十引《华阳国志》叙张翕父子事文。按《后汉书》卷一百十六《邛都夷传记》张翕父子事，在顺桓以前，安帝元初之际。自元封开郡至是，已阅二百二十余年，中经王莽之世，邛谷王任贵据郡建国一段大事，旧校者“整理”之残文，亦正有之，而仅寥寥十三字，首尾不具。又将远在其后百年之张翕父子事叙在其前，而上连汶山郡之骆武。又复因原刻误湍为温，从而妄入蜀都赵温。至于张翕父子先后出守之间，西南夷大叛乱与杨竦平乱事，则全未着录。但以“自建武后数叛”一语径接至“章武三年”。谬乱殊甚，而曰 “整理”，是真有待于今日为之拆破重行整理者也。惟自《御览》保存张翕父子事外，更无它书引载常氏越嶲郡文者。乃取《后汉书》与《水经注》所记越嶲郡事，补成章武以前五百零八字。对于宋椠原刻所有之字皆予保存，嵌载于此次整理文中。
此次辑补汶山、汉嘉、越嶲三郡阙文，虽不能与常氏原作完全符合，要其大体段落、次第、内容、风格不致相差太远。文字分量，或仍失于稍多。然既属补缀，则所忌在啬，稍多应无伤也。
此一辑补，取材于《后汉书．西南夷传》特多。范晔之书，固多取材于《东观汉记》与各家《续汉记》，然于西南夷部则多来自常璩之书。常璩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部分，亦有来自《东观汉记．外裔列传》处，但更多来自巴蜀先民之传说与自少数民族地区还蜀流民之谈述。故其所述边区情俗风土，较为真实生动，可以征信，为世所爱，远出于官撰之《外裔列传》以上。《范史．南蛮传》中“板楯蛮夷”一篇，《西南夷传》中“夜郎国”、“滇王”、“哀牢夷”三篇，内容及实质与《常志》完全相同；即文字亦沿用《常志》者什八九。其为来自《常志》甚明。其“邛都夷”、“莋都夷”、“ 冉駹夷”三篇，应不至别有他书依据。即如《常志》残存之《汶山郡序》一百五十九字，与《范史》“冉駹夷 ”篇相较，亦可证范氏采于《常志》，但稍变其文耳。如常云“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九种之戎” 。范作“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常云“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范云“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麦为资”。常云“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范云“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邑”。等等。其所不同，仅在范氏又有追加解释之句，并调移前后序次，又于建置沿革较《常志》为略而已。《常志．越嶲郡》全脱两汉之部。然如旧校“整顿”删剔后所保存之三十七字中所曾言及邛谷王、张翕父子与夷人数叛三事，《范史》皆有长文叙述，足见其亦采自常氏也。《范史》后出于《常志》七十余年，时江左人尚多不晓蜀事，而范之列传收录西南人物特多且详。其皆采录《常志》为之明白可验。今补《常志》，固当以《范史》为主要线索也。
又如常璩《序志》固云“述《李特雄期寿势志》 ”（以下省称《李志》），而元丰旧刻，此篇（《李志》）叙事仅至咸康五年，即李寿夺位后第二年，李寿部分尚有五年未见一字，而李势部分全阙。宋刻本及钞本皆然。盖璩在江左改写其旧作为《华阳国志》时，为避忌讳，即未着录。但有私藏别本《蜀书》已经续写完成。其后为崔氏所得，别行于北方。故崔鸿撰《十六国春秋》与萧方等之《三十国春秋》皆具寿、势始末。唐贞观中撰《晋书》，宋司马光撰《通鉴》所依据者是。前述《魏书．崔鸿传》载其子子元表称鸿“正光三年购访始得”之“李雄《蜀书》”或即此本也。司马光《通鉴考异》称今存之《十六国春秋》为《十六国春秋钞》，足见其仅属崔鸿百卷本之节文。崔鸿原本文殊繁重，《晋书．载记》所录多是也。或谓“今世所传《十六国春秋》，乃后人采《晋书》、《北史》、《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集成之”（见王谟《汉魏丛书跋》），不知《晋书》、《北史》、《册府》、《御览》等书所据仍直接依据常氏，或间接取自崔鸿、萧方等之书，非有他种文籍可据也。《通鉴》于桓温灭蜀以前，叙蜀事颇详，且多不依《晋书．帝纪》，而采《常志》之文；迨灭蜀后，所纪蜀事遂少，往往仅录《晋书．本纪》文，更不能有所裒益。《晋书》亦惟永和三年以前载蜀事较多。故知《晋书》与《通鉴》虽博采群籍，于蜀事仍皆以常璩书为原始资料，但南北流行本有不同耳。（北方流行《蜀汉书》，南方流行《华阳国志》，二本于李氏始末内容不同。）常璩改撰《序志》时所欲叙述之寿、势二志，虽避忌无文，固亦可补；其文即自《晋书》与《通鉴》取之可也。（《册府元龟》可资参订。）
然《晋书．载记》与《通鉴》所记关于李寿、李势之文亦嫌太多，设全收录，则与此卷李雄、李期二纪文字分量不相厮称；故必当有所剪裁，始符常氏所拟改写成为此卷之格局。兹于李寿事即以附晋称藩与绝晋自强两种争议为中心，庶协常氏原稿旨趣。于李势事则略循旧补文字，增益《常志》体例所当具与李氏败亡情势所宜及者；厘正时次，兼及范贲始末，藉明当时蜀人对李雄遗业之留恋，盖亦常氏着书之本旨也。其详细说明，在卷九之四、五两章。
此外小段补缀，或一行半行，甚或仅一字者，共达一百数十处。
如《后主纪》延熙九年，旧刻“但光好指擿利病。大长秋南阳许慈，普记阙性；光禄来敏，举措不慎，失势事者指；当世美名，不及特进”。普记下元丰本空三格乃为性字。李□本原注有阙字。明代诸本或空四格，连阙字为五格。刘本或空五格，连阙字为六格（钱本）。明其所阙为五字或六字。吴、何等丛书本不空，填入“载籍，掌典旧文”六字，并删去“性”字。盖张佳胤取《三国志．许慈传》文所改补。如此改补殊失常氏文旨。常氏此文，志当时诸臣之长短优劣。特指出孟光、许慈、来敏三人虽有当时美名而竟不得“特进”之原因，应偏在指出短处。若如张氏补文则无短可指，于全文即不可通。又平白删去“性”字，皆属鲁莽粗疏、未审文意之谬举，决无可采者也。查《三国志．许慈传》：“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值庶事草创，动多疑议。慈、潜（胡潜）更相克伐，谤讟忿争，形于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时寻楚挞，以相震攇。其矜己妒彼，乃至于此。”兹取其意，改补作“普记旧文，矜妒成性”。与上下孟光、来敏，褒贬并寓之文旨符合，并保存性字不废。
又《先贤志．巴郡（合巴、巴东、巴西诸郡言之）士女总赞》与其原注之诸人小传，宋刻皆脱。惟《巴郡士女目录》尚存。顾千里校依原书“撰曰：二州人士自汉及魏二百四十八人而已”句，减除蜀、广汉、犍为、汉中、梓潼五子卷所赞之一百九十四人，判断巴郡子卷所阙《士女赞传》为士四十七人，女七人，共五十四人。此次校补，于《巴郡士女目录》之七十八人中，按常氏所赞他五郡士女标准，估定其人姓名与排列次序，搜集其行事资料与各书引文，觉亦可补。其各人小传佚文，经顾观光从《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辑得任文公父子、徐诵、谯隆、陈禅、郝伯都等六条。并用《后汉书》、《北堂书钞》及《御览》别条引《华阳国志》文校订《御览》所引《张翕传》文。此次校补，又复从《舆地纪胜．渠州》卷辑得所引《华阳国志》元贺、庞雄、王平、赵姬、赵万妻五人小传，较前又多出一倍，皆《常志》原文也。其余诸史所载文志多可借补。惟赞语未曾辑得一字，又有数人行事全失，不可补。仅将各条辑获之文与各家关于此子卷之校语列出。至于史传关于巴郡人物之记载，则别于《目录》下各系之小注，治史者如须参考，可以随手检得之。故虽不补《巴郡士女赞传》，就本书之效用言，如已补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