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华阳国志》成书之初，本身已有阙漏未补、抵牾未正、重复未剔及规避忌讳嗫嚅其词未能率性畅达之处。更经七百年之传钞讹乱，始得镌板。镌板九百年来，虽经多次之校勘整理，渐复旧观，而纷歧、淆乱之处仍复滋生。直至近世，尚无可以称为完善之印本。阅者私其一种，则如在井窥天；比较诸刻，则如乱丝难理。诚为节省览者校覈之劳，折衷之力，俾一目而诸本异同俱在，取舍可决，则汇校刊正之业，正有待于今日。此旧刻遗存问题有待解决者一也。
此书刻本盛于明清两代。其中，又以张佳胤、吴琯、何允中、王谟等一系相承之残阙本流行最广，深入人心。比较完足之刘、李、《函海》本反湮滞一隅，鲜为中原与江南人士所注意。硕学通儒如惠栋、卢文弨等虽已辑足宋本，并由《函海》与浙本、廖本镌刻行世，乃其后数十年坊间尚流行王谟之残阙本，虽如张季直、陶浚宣主持之石印本亦采用之。习非为是，良可叹息。世既安于残阙，人遂慵于辑补，真足本乃不可得。顾千里为廖寅校出《蜀志》三郡脱简，并已得辑补线索，究以非关时尚，莫为赓续。其他篇中短句片文，明有脱落，未加修葺，以致文气格塞、语意零断，不可卒读者尚多；搜讨补缀，不乏援据。而昔人谬讬谨慎，谓无书证得原字，即当仍其旧刻。夫书传所重，在于行意。意所确指，固存乎文；设其文亡而意可知，则斟酌葺补以畅其意，自较“郭公”“夏五”，文存而意废者差胜。况《史》、《汉》引据经籍，尚且多为别字异文以通其意；他书之引用《常志》，讵遂能全遵旧文？然则必待获得引用《常志》之文以补《常志》者，亦守株待兔、胶柱鼓瑟之计耳。此阙文未补，为旧刻遗存问题尚待解决者二也。
历史以地理为基础，地理资图本而明确。故“左图右史”以相参，则“扣槃扪烛”可不误。是实测地图者，治史最要之工具，亦即最客观之资料也。常璩此书，地理四篇最为时重，而历世未有图本；郡邑形势，托诸空言；古今地名，难为参核；故文字偶有脱误，界划遂不分明；州部屡见载言，境域莫可确指。顾千里校勘此书，先从清理郡县入手，列表既成，部位朗豁，惜尚无图，亦未考订古今地名。他本对于地理，更无涓埃贡献。夫《常志》本以地理取重，而为之刊行者乃不能考古证今、通其沿革、订其部位、使全局朗然于几席之上，以便读者，则何贵于有此镌行乎？此旧刻遗存问题尚待解决者三也。
常璩于千六百年前写成此书，而所用文字又复模拟更早时代之语言风格，且勿论引据文典已多为今世所不习，即其命意遣词，在当时出于习惯自然，在今日亦须解释而后明。至于隐讳未彰之义，有待阐明；增补删易之文，有待解说；古今地名之变，有待会通；群书相异之字，有待参订；欲使全文明快，通于今语，以便使用，则诠释挹注必所当有。而旧刻唯有校注，无诠注，未合今世需要，此又遗存问题之待解决者四也。
注文必溢于正文以外，有待阅者往复检寻，耗时恒多。是初治其书者所必资，而谙习浏览者所勿用。有时点断句读，其义自明，必有困惑而后检注，则节时省事，为便实多。《华阳国志》旧刻，惟江西本加镌圈点，然时有时无，有处亦多悖于文义，不惟无益，反滋诟病。其或通人校语，每有“属上属下”字样者，万不得一。斟酌文义，审其句读，为之标点，是今日阅者所必需，而曩昔校刊者所未能，此又有待于今日解决之问题五也。
凡此五端，包罗百项，使全解决，亦不过调理古今语言，通正常氏本旨。若其为历史时代所局限，观点立场之谬，抑扬褒贬之失，有待批判吸收，抉择扬弃，与夫突出重点，酌为补充，以收古为今用之效者，自属犹多。此则非笔者个人水平所能胜任，然亦不能遂无所努力。蓝缕筚路，启其一隅者亦颇有之。厘正纠绳，发展鸿拓，固有待于来者。本书任务，实偏重于前此五端，故定名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标点虽具，认为今世刊书所当然，故不以入书称。
以下略述此次进行校、补、图、注、标点之工作方法与其义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