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校勘《华阳国志》，始于干隆三十九年《四库全书考证》之《华阳国志考证》，只十二条，仅用何允中本及《后汉书》文订正《永乐大典》辑出之影写本。且其书未印行，今置不论，但录曾刊行者与从事刊本之校补者如次：
（１） 干隆通州李调元辑刻《函海》本（以下省称《函海》或《函》）。李调元字羹堂，号雨村，绵州罗江县人，干隆癸未（一七六三）进士，戊戌岁（一七七八）官直隶通永道时，搜集蜀人着述（仅少量非蜀人作品）百五十九种镌成丛书四十函，称为《函海》，“皆知不足斋所未采者”，号为当时三大丛书之一（《汉魏》、《知不足斋》、《函海》）。其书以《华阳国志》冠首，亦惟《华阳国志》一种为精校之本。其底本为苏州朱文游家所藏吴县惠氏红豆斋旧物，经惠定宇批校之宋椠。又有钱谷钤记，可能即钱谷据钞之底本。一时校勘名宿如吴骞、卢文弨、金榜、程瑶田、陈鳣等并推重之，许为邛州原刻。李氏从丁小山（名杰，浙江归安人，亦校雠家）家购得，并取刘大昌、李一公、吴琯、何允中本，手自校勘，注其异同。是为十八世纪内最为完善之足本《华阳国志》，《函海》一书，以此取重于时。
《函海》开雕于辛丑（一七八一）秋，至壬寅（一七八二），全书将成，李因亏空撤职。刻工收工赀未足，不肯发版，赖其戚南部陈琮（字韫山，时官永定道）借银三百两赎回续雕，至甲辰（一七八四）春完成。李自撰有后序，见《附录》。
此书校勘工作甚细致，态度矜慎。凡提行、空格，诸本异文、别字，各家批注，无不忠实注出，使阅者如兼得诸本。又无辄以己意窜改之迹，是其远胜宋明诸刻之处。所集明刻中无张佳胤本，故亦无《江原常氏士女目录》。
《函海》初刻，自《华阳国志》外，他本讹脱颇多。各方对之多所指责。至嘉庆十四年（一八０九）；调元从弟鼎元（字叔和，号墨庄）致仕回籍，检定全书，改正篇目，并校订文字若干处，付调元子重夔刊行。重夔讬言搬移损失，另刻新板，于道光乙酉（一八二五）完成，仍四十函，是为绵竹重刻《函海》。其内容与通州旧刻出入颇大。剔去旧刻十三种，新收入者十四种，各函编次之书殆与旧刻全异，而以《华阳国志》冠首如故。其《华阳国志》，较旧刻少吕、刘、李、范四序，仅存《李□序》一篇。余仍原版。因其非另一版本，故只附着于此。
（２） 干隆江西建昌王谟刻《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王本）。王谟字仁圃，江西金溪人，干隆丁酉（一七七七）进士，授知县，自乞教职，选建昌府教授。好着述。尝辑《汉魏遗书》五百余种，撰《江西考古录》，《豫章十代文献》等书。嫌程荣、何允中《汉魏丛书》义例未善，乃就学署增订为八十六种，干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刊行。学使桂林陈兰森为之序。亦载屠隆原序。谟自撰《凡例》九条。又于《目录》后作《总跋》，指斥何允中本之谬。又载有“参阅姓氏”九十二人，皆南昌、南城、南丰、新城、泸溪诸县生员与建昌府学生。
其中《华阳国志》一种，仍只翻刻何允中本，但从载籍转入别史，并加圈点而已。其以《三州士女目录》为《序志》，《序志》为《序志后语》，及脱《大同志》四页与脱《先贤志》两子卷等重大缺点，皆无所指称与修正。故就《丛书》全面言，王本稍胜于何；就《华阳国志》言，则无毫厘差胜于何本，且其圈点谬妄，篇页错落之处颇多，实非佳书，而清代学人多重之，称“江西本”，足见其时认真读书者少也。
其首卷《巴志》标目行下，有“晋常璩着，万载袁廷鳌校”十字。以下各卷则只“晋常璩着”四字，不更载校阅姓名。是为与何本唯一不同处。袁廷鳌者，干隆己亥（一七七九）乡试举人，选知县（见《江西通志》卷三十四《选举表》），盖王谟教职任内最先捷之门生，实未参加校阅，但藉其微名以自壮，仍是何允中攀载名流入书故智。乃此后直至清末，凡刻《汉魏丛书》者皆遵江西本，于《华阳国志》下亦皆有“万载袁廷鳌校”一行，可谓书林怪事。
（３） 浙江杭州增补何允中《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浙本）。自何允中刻《汉魏丛书》，至干隆时，已二百余年，原刻存于坊间者少而购者益多，至于书贾“多以建阳书林所刻《汉魏名文乘》冒充”（王谟《凡例》语），王谟因而增辑，别镌为江西本以夺其利。杭州书估又复訾短王本，乃更向江浙诸藏书家求得善本改易何刻《汉魏丛书》之一部分为浙江本以与相竞。所刻仍依何允中原式。镌刻时间未详。
其中《华阳国志》一种，原用何本影刻，雕成，乃更剜补成为足本。其改补何本之处，约举如次：
１ 《目录》依常氏《序志》十二卷原目，改用吴本款式，卷数与题目各占一行，而第十卷又分上中下，共占二十九行。洗去何本《序志后语》等荒谬标题。惟卷十上、中、下卷分题为《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总赞》，《汉中士女总赞》，与原着剌谬。
２ 劖去各卷首行下“晋常璩着”与校阅人名贯各字。
３ 第一至九卷，行、叶全同何本，惟多有剜补拥挤字及剜余空白处。例如：卷五第五叶下，何本原文“汉二十二世孝灵皇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太常刘（以上第四行）焉字君朗江夏竟陵人汉鲁恭王之裔建议…… ”（第五行）两行，此本在前行刘字上剜补“竟陵”二字挤刻。于次行朗字下，剜去“江夏竟陵人汉鲁恭王之裔”十一字为空格。如此例多不胜举，故文虽改易而各行首尾与叶数皆仍旧刻无变动。
４ 卷第八（《大同志》），除剜补挤刻字外，又补原脱宋刻四叶文字。其处理方法为：于第九页末行“廞腹心也”句下空白处增小字夹注云：“此下向有脱文，今补刻四叶。”其所补刻，自“永宁元年”以下共六十行一千一百九十四字。其叶数番号则改第九叶为“九之一”。所补为九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以下乃为第十叶，故亦未移乱旧刻叶序。但因旧刻为每面九行，行二十字，此千一百九十四字不能恰满四叶，故“ 九之五”又空一面零三行无字。“太安元年”以下仍旧从第十叶起，剜补之文仍同前法挤排。
５ 第十卷补上中二子卷及赞如钱钞本，共有二十四叶（原何本只八叶），则完全不同何本矣。
６ 删去旧《西州后贤志》标目之西州二字。
７ 纠正何本《序志》标题，仍为《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改次行“晋常璩着武林钱敬臣阅”为“常道将集”四字。空第三行。自第四行起复与何本行、叶从同，但多增补各人品题字，挤刻于行首。例如：第二条“林闾字公孺”上增“高尚逸民”四字，九字挤刻，孺字以下小字不动。第四扬雄条，多“德行 ”二字，与“给事黄门”六字挤刻，“侍郎”以下字不动。
８ 改正何本《序志后语》标题，仍为《序志》。
９ 改所有“撰曰”为“赞曰”。
１０删除原附《江原常氏士女目录》一篇。
此书未着镌刻时间与剜补缘由和依据。兹就上列特点推之：因改“撰曰”为“赞曰”，是《函海》特点，所补各叶文，又皆《函海》所有，所删《江原常氏士女目录》，亦《函海》所未收；故可疑其剜改所据为《函海》。剜补时间，当在王谟镌行江西本不久，即干、嘉交替之间（一七九六前后），盖欲以此诸优点压倒王谟本，亦坊间决胜之一着也。惟此刻亦有廖本所具而《函海》所无者二特点：一为《巴志》“殷人前徒倒戈” 句增“前徒”二字，一为《三州士女目录》中所增品题各字，则又似廖本刊行以后即嘉庆末岁（一八二０前后）始剜补者。卢校本固曾先据《函海》本而又别有所增订也。细考其所依据，乃卢文弨校本。
（４） 嘉庆甲戌（一八一四）廖寅南京刻本（以下省称廖本）。廖寅（一七五二－－一八二五）字亮工，号复堂，四川邻水县人，干隆己亥（一七七九）乡试举人，捐选河南叶县知县。因擒获白莲教首刘之协超升镇江知府，赏戴花翎；旋护常镇通海道，兼管扬州税关；转江西吉南赣宁道；未久复升两淮都转运使。皆当时所谓“肥缺”。既富盛岁赀，谬附风雅，借钞得孙星衍家藏宋本《华阳国志》，先后邀请元和顾广圻、江宁顾槐三为之校勘，雇名刻工刘文奎兄弟就所居题襟馆镌刻。甲戌年刻成。世称题襟馆本。
廖本胜于以前诸本之处，专在于校勘，其校勘态度之审慎，见解之精辟，表现于下列各点：（１），虽有宋本依据，仍复引据群书，多所订正。（２），校语简洁，夹注行间；订正虽多，未尝改窜原本，阅者循文及注，其义自通。（３），凡所订正，虽多用臆测，后经别本证实其正确，足见其识力。（４），校正地名错字皆发前人所未发。（５），首先指出旧刻汶山、越嶲两郡间脱简，并搜列旧籍所引此段脱简中文字五条，提出考订线索。凡此诸优胜处，皆出于顾千里手，以及顾槐三之参订斟酌，廖寅无所预也。其缺点在于未多征集异本参校，不惟蜀中刘、李诸刻及蒲州张刻为所未见，即比较完善之《函海》本已经行世三十余年，亦未取供参考，故着力虽多，取信不足，较之《函海》，互有短长。今从北京先后借得顾氏原稿覈之，其手笔即批注于经何焯校录之元丰底本上，而二顾竟无所觉，真可怪也。
（５） 清中叶校勘《华阳国志》诸家。干隆时《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有《四库全书考证》一种，其卷三十八《华阳国志考证》十二条，署“臣章宗瀛恭校”，仅据何允中本改补《永乐大典》本十余字，陋无足述。其时江南多大藏书家与校雠家，如歙县鲍氏知不足斋，吴县惠氏红豆斋，黄氏百宋一廛，江都秦氏五笥仙馆，余姚卢氏抱经堂，海宁吴氏拜经楼，陈氏紫微山馆，归安丁氏小酉山房等，皆盛名籍籍，殆与皇宬竞富。他如江都程晋芳、阳湖孙星衍、鄱阳胡克家、江宁严长明、钱塘汪宪等皆称数十万卷。或兼刻书，或擅校雠。其校雠皆以淹贯经史，兼通小学为基础，空前精辟，不同浅学者流，远非四库馆校阅诸臣所及。惜清廷未能延致，仅用章宗瀛十二条搪塞此书。
于时民间校本多未刊行。其于《华阳国志》有所贡献者，据所知有惠栋、卢文弨、顾广圻等诸大家，略述于次。
红豆斋惠氏者，其先惠恕字元龙，一名周惕，康熙辛未（一六九一）进士，官密云知县。其子士奇（一六七０－－一七四一），辛卯（一七一一）进士，官广东学政。父子皆好藏书。士奇子栋（一六八七－－一七五八）字定宇，号松崖，不乐仕进，专力学艺，恒以校书自娱。家藏旧刻既多，互用勘正，俱成善本。故有得其藏书钤记及校注批札者皆珍视之，称惠校本。惠氏不刻书，但以校本、复本与他藏书家掉易秘藏。其时宋明刻本《华阳国志》惟吴琯、何允中二本在江南流行。惠氏所藏独有李□刻本，较吴、何本多数十叶，称为足本，历世珍秘，专以校订本与人掉易他书。其书有钱谷钤记，盖即谷钞本所据。惠栋死后，家落书散，此本入于同邑朱氏。干隆戊戌（一七七八）又转入归安丁氏，即《函海》所据本也（参看《附录》《函海》诸跋文）。其中惠栋批注仅数处，一时士流，皆以其为红豆斋旧物而重之。
干隆癸巳（一七七三）开四库馆，征求遗书，歙县鲍廷博（一七一八－－一八０三）献书最多，时称为江南第一藏书家。所藏《华阳国志》皆吴、何本，所刻《知不足斋丛书》亦未收录。故惠校足本出世，曾经哄动一时。实则其所取据为蜀刻刘、李本，故其增补文字，与刘、李本略同，出入不大。小酉山房主人丁杰（一七三八－－一八０七）于一七七八年购得朱文然所藏红豆斋足本，曾取蜀刻刘、李本校勘，有陈竹厂诸人襄其事。见《程瑶田跋》。一七八一年，乃由程晋芳（一七一八－－一七八四）介让与李调元，为《函海》冠冕。李调元再取明刻各本细校镌行。
惠栋另有校补《华阳国志》足本，曾经抱经堂卢氏换得。抱经堂卢氏者，先有余姚富人卢存心，好藏书，干隆丙辰（一七三六）举博学鸿词，未仕。其子文弨（一七一七－－一七九五）字召弓，壬申（一七五二）进士，一七六八年弃官归养。潜心汉学，尤嗜校雠。所校经、史、诸子、小学书甚富，或刊行之，或总为《群书拾补》。有江阴诸生赵曦明者襄赞其事。所校《华阳国志》，使用版本已多。又为江南藏书家中最先得蒲州刻本者。
《山右丛书》载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四十又有“卢氏校张本”一条云：“干隆二十五年丁丑二月，卢氏校张本。卷十缺上中二卷，但存下卷，今补足。先《总赞》，次《士女传》。《蜀中士女》为上卷。《巴郡士女》宋本已缺。《广汉犍为士女》为中卷。《汉中梓潼士女》为下卷。”
又录有按语一条云：“常璩《三州士女目录．巴郡士女》范目以下共一十八人，当列《蜀郡》后为第二卷。今按本志赞传并阙，岂称全典哉？自宋吕大防、李 □二刻已无闻矣。先民往则，宜垂竹素。强识之士，不重有感耶？”（原有双行小注云“此条在第十卷《蜀郡士女赞》后”。）盖即购得卢校张本后题记也。
卢氏得张佳胤刻本于干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亦系脱卷十上中二子卷与《大同志》四叶者，即吴琯所据之本，系明代江南所有唯一之张氏刻本，卢氏依惠氏校本补足，仍阙《巴郡士女赞传》。其第九卷末有题字云：“按《魏书．崔鸿传》，云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久思陈奏乞缘边求采云云。然则元魏时已阙此卷。抑不知璩本有录无书，不补可也。又按其子子元云：正光三年购访始得。是有此卷。”（参看附录耿文光题记）则考订亦殊未精。大抵卢氏长于经学，于史事未能深透故也。
卢氏晚居杭州新桥之抱经堂，所校书不似惠氏之秘护，而乐于流通。除自刊行外，常听友好转钞。上述杭州剜补之《汉魏丛书》本《华阳国志》，即据卢校本改补者也。
卢校《华阳国志》足本，于干隆癸丑（一七九三）经海宁陈鳣（一七五二－－一八一七）借钞。鳣尝携至苏州上津桥石泉古舍，于一八０九年与黄丕烈校阅，有批注。此本后为山西耿氏万卷精华楼所得，亦见《耿文光题记》，称为“卢氏校张本”。陈鳣校语，细楷朱书，录于张本上端，自别于卢氏校语。鳣字仲鱼，嘉庆三年（一七九八）举人，好校雠。与嘉定钱大昕、大兴翁方纲、金坛段玉裁、苏州黄丕烈诸人友好，其经学之深与藏书之富，并为当时浙中首屈。黄丕烈字荛圃，苏州吴县人，干隆戊申（一七八八）举人，博学嗜书，收藏宋版极多，名所藏书处曰“百宋一廛”，自号“佞宋主人”。亦好校雠与镌刻。所刻古籍，务遵原本款式，不容妄改，为一代刻书程法。他与陈鳣订交于晚岁，以互出秘本勘校为乐。
耿文光初欲以所得“卢氏校张本”付刻，嗣觉其校犹未精而止。耿氏自记云：“见赞中一条，至名齐吴王止。张本旁注下有阙文。卢校云：名齐吴王耳，非阙文也。乍读之，疑王字实玉字之讹。名齐吴王，实不成句。因取《函海》本对勘之，果是吴玉。……卢校反逊《函海》之刻，遂置之。”（参看《先贤志》吴玉条校注）。于此，足见卢氏校勘之深度殊逊于《函海》。亦足见惠氏校本与卢氏校本相异之处。
阳湖孙星衍（一七五三－－一八一八）字渊如，干隆丁未（一七八七）进士，历官山东道员，至布政使。富于藏书，亦好校雠，所镌地理书颇多。其家藏有校录元丰吕刻残本《华阳国志》，有何焯、李调元、段玉裁校阅批字。未刊，让与廖寅，并劝其延元和顾广圻为之校勘刊行之。即题襟馆本所据底本也。
顾广圻（一七七０－－一八三九）字千里，号涧 ●，元和县学生。师事同县经师江声（一七二一－－一七九九），通经史、训诂、天算、舆地之学，目录学尤为专长，不求仕进，以校雠、着述为业。当时名宿孙星衍，张敦仁，黄丕烈，胡克家皆延请其校勘宋版经籍，考订文字，咸以精当见称。其为廖寅校《华阳国志》，在嘉庆庚午（一八一０），即廖寅年届六十，两淮盐运使任内。顾氏时年四十余，矜负意气，颇与廖不惬洽，中途辞去。终其业者实为顾槐三。
顾氏手稿前四卷现藏北大图书馆，经川大拍照保存。其稿系就吴琯刻本上用朱墨标识，批注行间格外殆遍。亦杂有他人参校批语。顾氏大字行书。参订者字娟秀真书，其一处云“秋碧按”，盖顾槐三手笔也。其下方栏外，每有墨渍掩字，未能全读。首卷《吕大防序》题作《华阳国志引》，顾眉批云：“《四川通志》作《后序》。”又批“抄本无此序”，谓孙星衍所钞宋本也。序末“元丰戊申秋日吕大防微仲撰”句上，批云：“ 元丰无戊申。戊午，元年也。庚申，三年也。”初未肯定何年，刻本乃作戊午，盖刻时乃依《函海》本定之。即此一点，亦足见顾氏校书未尝注意版本，但以意为之。然甚精细与慎重。
顾氏校勘此书之方法：首在清理其郡县体系，撮取前四卷中各郡属县名称、数目、置废、度移等文记，整理为表。廖刻所附《补华阳国志三州郡县目录》，署称“邻水廖寅”者，实剽夺顾氏创作。顾氏原稿写在《目录》叶后空白处，字迹可辨。地理说明，全局在握，乃更从汉、魏群书中摘录引用《华阳国志》诸文若干条，汇写一处，以便核对（写在《目录》叶后，正文首叶前）。以下乃于正文行间格外，批注其纠误、存疑及考订文字。其准备工作，甚有法度。
正文首行标题《巴志》下，行书大字二行云：“ 癸酉十月，重读一过，颇有点窜处，后之得此者□□之。涧●记”。（中二字照片不明）。癸酉，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即开雕前一年，盖顾初辞去时持去此稿，廖寅既决定付雕时乃索得之。由于顾氏受其薪给，故不得不付。廖寅并未遵其原稿刻行，而别取顾槐三之说，又并攘为己作焉。
顾槐三字秋碧，江宁县人。幼着文名，不求仕进。所着有《补后汉书艺文志》十卷，《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俱收在《廿五史补编》。又有《然松阁赋钞》与《诗钞》。生卒年月无考。据蒋国榜跋，为干嘉时人。盖与顾广圻先后受廖寅聘校此书者，最后定稿实出其手，廖序似亦彼所代撰。序中单称顾广圻者，自逊让，不敢与千里争名也。其序别创奇说，妄谓“华山在岐州之北，其南正值梁益，与太华不同”。足见其人浅薄无根柢，非可以赓续顾千里事业者也。
顾槐三改易广圻校语处与遵用处，可于此稿本明白指出。兹举《巴志》首段为例：廖刻本“历夏殷周”句下有小注云 “当作历虞夏殷，脱虞字，衍周字”十二字，顾氏原稿并无此语。应是顾槐三意。细审常氏原意，固不当有虞字，顾广圻亦不至有此谬注（参看卷一校注）。又顾千里原稿，首段上方栏外有行书额批云：“广圻按，自此至凡统郡一十一，县五十八是《总序》。十一郡者，蜀郡、巴郡、广汉郡、犍为郡、汉中郡，牂柯郡、西城、永昌、建宁、朱提也。”此批语四十八字，有朱笔泐勾，下批真书二小字云“不然”，盖秋碧批驳字。廖刻本亦即无此校注。又转下叶“分益州巴汉七郡置梁州”句额上，原稿有“广圻按，此谓巴一，巴东二，涪陵三，巴西四，宕渠五，汉中六，梓潼七也”。挨下“更割雍州之武都阴平荆州之新城上庸魏兴以属焉”句，原稿于新城侧注“十”，上庸侧注“十一”，魏兴侧注“十二 ”等共五字。又于其额上批“十二明甚”四大字。廖刻本于“凡统郡一十一”下有校注云：“当作二。按巴汉七郡者，巴一……梓潼七也。所广益者：武都八，阴平九，新城十，上庸十一，魏兴十二，故梁州之统郡一十二也。”则是全采广圻原稿。又“洛书”句上，原稿额批“广圻按，当提行另起”亦被朱泐，旁有真书“不然 ”二字。廖刻本亦即以“洛书曰上连”，不提行另起。如此反映廖刻对顾广圻原校遵与不遵之处不一。可知顾槐三并非与顾广圻同时参订之人，亦非广圻友好；而是广圻辞去后，乃受廖寅延聘为其撰写校注之捉刀人，故得迳以己意删抹千里原稿，自为校注也。世谓廖刻为“ 顾千里校本”，殊不尽然。谓此稿本为“千里与秋碧商讨本”者亦谬。此稿本，盖由顾千里辞廖馆后，更于癸酉岁重阅修订，寄付廖寅，寅以付顾槐三作撰定校注参考。故槐三得迳以意涂抹批驳，并无商酌语，直如宗师批阅试课者然。其稿本前四卷转入北大图书馆，后八卷，不知何故分散，现藏向觉明（达）家。说在《附录》。
以上所述，清干隆、嘉庆年代曾经校勘《华阳国志》者，除《四库全书》馆诸人外，有惠栋、丁杰、陈竹厂、程瑶田、李调元、李鼎元、卢文弨、陈鳣、黄丕烈、孙星衍，顾广圻、顾槐三诸家，就中卢文弨、李调元与二顾着力最多，顾广圻识见卓绝，贡献最大。李调元广征异本，校其异同，保存逸刻旧文；卢文弨劈破秘藏善本陋习，使江南人士得见宋刻足本；顾槐三因缘时会，削顾千里校以就己意，然究以保存原校之处为多，非同掠美；皆其有功于常氏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