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刻版后三十年，元人据蜀，又四十年而宋亡，历元至明嘉靖时，约三百六十年中，更无刻本。嘉靖以后，明刻本有下列五种：
（１） 嘉靖甲子（一五六四，嘉靖四三年）成都刘大昌刻本（ 以下省称刘本）。现存书两部：一部在四川省图书馆，一部在北京图书馆，亦各有残阙，互补恰成完本。冠首《知成都府杨经序》云：“ 壬戌岁，剖符西土，景行先哲，博征文献。政余谈及是书，鲜有知者。乃刘子出家藏一帙视之。因讬之校正。谋之同知温子训，推官宋子守约，将梓传焉。……阅三月，梓人告成事。”又有《刘大昌后序》云：“璩仕晋为散骑常侍，平生着作有《汉之书》、《平蜀记》、《 蜀汉故事》；三书散逸，所传仅此，藏书家亦不多得。兹编旧录间有脱误。尝参互考订，稽之《范史》列传并注中所引，幸获什一。阙者仍旧。久藏笥中。献之郡斋，受命校正。爰命梓人”。《序》末有“ 本府吏张尧誊写”七字一行。其书每叶两面各十行，行二十字。杨经大字序后载《李□序》，又次乃为《吕序》，足见所依为邛州宋刻。于纪年处皆提行（偶有非纪年处提行，及纪年处未提行者，然极少），不尽依段落文气。又多俚俗字，如称作□，补作●，博作□，迎作●之类不一。每段自首行顶格外，余行皆低一格，此皆当时书吏缮写程式，非宋刻原式甚明。即就刘大昌《后序》文字分析，亦可知其人仅俗吏，学识浅陋。误解《隋书．经籍志》梁人之《平蜀记》与《蜀伪官故事》为常璩书，又以李氏散骑常侍为晋授之官，而所据参订书仅《范史》一种，其不胜“校正”之任亦甚明。通观全书，实未见其校正之迹。若云有之，则亦惟多作提行，破坏宋刻段落耳。
惟其刘大昌无校订此书之力，故所保存宋刻原文最多，适以形成此刻一大优点。近代大藏书家傅沅叔（增湘）《藏园群书题记》有长文称道此刻本，举出其前十卷佳字六十四处，解决清代校雠家如顾广圻等所怀疑而不能确定之问题颇多。如云：“如卷五‘以功曹李雄为大司徒’，廖校云：‘雄当作熊，见《后汉书》’。此本正作李熊。……卷十，‘同室斋定’。廖校云：‘ 误，未详，本或作窆字’。又，‘●谷二石’，廖校云：‘误，未详，本或作蜀’。今本正作窆、蜀字。凡此皆廖氏所疑而未敢遽为订正者，今得此本，若合符契，益可恍然矣。”（全文另载附录）。此外尚有绝大优点为傅氏所未道及者三：一，清初国内流行之明代刻本，《大同志》皆阙“太安元年”以下四页，刘本则全有之。二，又，皆脱《先贤．士女总赞》与巴、蜀、广汉、犍为四郡《士女小传》，刘本除巴郡外全具。三，又，《 三州士女目录》人数与总数多不相应，说明各本皆有脱漏；刘本此《 目录》亦有脱漏，而独多出数人，可资以参订他本，补成总计数的全部人名。
（２） 嘉靖甲子蒲州张佳胤刻本（省称张本）。张佳胤，四川铜梁人，嘉靖庚戌进士，《明史》卷二百二十二与《铜梁县志》卷八有传，避清庙讳作佳允。亦于嘉靖甲子官蒲州知州时刻行《华阳国志》。妙在与刘大昌初不相谋而同时开雕，同于甲子春季完成。据王世贞所撰《墓志铭》：“公之乞归也，实在万历丁亥… …明年戊子，卒得风疾不起。”又序其《诗文集》云： “卒年六十有二。”则张氏生于一五二七，卒于一五八八。其官蒲州在中进士后十四年，年三十八，正盛壮好事之时也。
吾于张本初未求得。迨全书初稿将完时，始从北京图书馆拍照得之。《中国版刻图录》第五册亦有此书原刻第一页样片。用与吴琯刻《古今逸史》本《华阳国志》校，文字、行款相同，每面十行，行二十字。足见吴琯系用张本影刻，何允中《汉魏丛书》本亦然。故张、吴、何本及上海石印本大体相同。非如刘刻之为完本也。
傅沅叔《藏园群书题记》卷一《校明刘大昌本华阳国志跋》谓：“张氏蒲州所刻，观其《自序》，乃得钞本于澶渊晁太史家。嗣在江阳，假得杨用修本，又在梁，假得朱灌父本，交互取质，参正脱讹。”又“有《张四维序》，亦署嘉靖甲子元月”。“凡刘刻改正之字，张本一一皆具。可知二公校订之精审，视后世所传恶钞迥然大异。”“余昔年曾得抱经堂藏本，缺第十、十一两卷。嗣与友人易得完帙，今宝藏于双鉴楼中。”知傅氏亦有此本。或即转入北大图书馆者。
另据《山右丛书初篇》（近世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编印）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四十云：“《华阳国志》十二卷，晋常璩撰，明嘉靖本，张佳允刊。前有宋元丰戊申吕大防微仲序，次目录。十卷以下差谬过甚，卢弨弓先生按《自序》重订。末附江原常氏《士女志》一卷，张佳胤补。”
大抵张氏原刻有特点四：（一），用吕大防成都刻本为蓝本，但是本残阙。未得嘉泰李氏刻本相校，虽云用晁太史、杨升庵、朱灌甫三家批注本参订，并未校出诸多脱落，足见其用功殊疏。（二），有张氏新辑江原常氏《士女目录》附在卷末。（三），《先贤志》不仅阙《巴郡士女赞传》，又阙蜀、广汉、犍为三郡士女。又脱《大同志》泰安元年以上至永宁元年四页。（四），改窜宋刻原文之处颇多，每失常氏原作精神。例如《先主志》中，有不依宋刻，迳用《三国志》原文长段刊易宋本之处。致被后人斥为“俗本”。此正由其以学识自负，妄弄笔墨，反不如刘大昌之嘿无所措者焉。
（３） 新安吴琯刻《古今逸史》本（以下省称吴本）。吴琯名不见史籍，所辑《古今逸史》五十五种，经上海涵芬楼影印，有所撰《自序》一篇，未着辑刻年月。各卷皆有“明吴琯校”或“明新安吴琯校”或“ 明吴中珩校”一行，与万历壬辰（一五九二）新安程荣所刻之《汉魏丛书》行款同式，而所收书鲜同（如《华阳国志》程即未收）。疑是与程荣同时分购括苍何镗之书，别自刊售，其时间亦在万历二十年前后也。
其《华阳国志》一种，系依张佳胤原刻，有下列证据：
１ 用《中国版刻图录》第五册所影张刻第一页，以及自北京所拍回的张本胶片同吴本相校，文字、行款均同。各行字画如一，可以相套，直同影刻。惟吴本卷首多“晋常璩着”与“明吴琯校”二行，致将“州牧”至“甄其”二行顺移下页。又，张刻骑页折线上为“
《华阳国志》卷一”六字，吴本作《华阳国志》与“ 卷之一”两段于墨界上下。其他五十余处皆为此式。盖为求全书五十五种行款一致而改，于原文无所改也。
２ 江原常氏《士女目录》，张佳胤所辑（吴本已明着于题下），万历以前唯张刻有之，跋语作“佳胤曰”云云；吴本亦有之，同作“佳胤曰”云云。夫惟张氏自刻乃可作“佳胤曰”。他人刻本即当加上“张” 字，而吴本无之，足见其是全用张刻，更无所用心于其间。
３ 吴本有“校刻《华阳国志》凡例”六条，其第二条云：“
《先贤志》遗第二卷《巴郡士女》计七十八人传赞，故旧逸也，宋李叔仅校刻曾未指出，今考明阙之，庶备搜补”。然吴本《先贤志》仅《汉中士女》、《梓潼士女》两篇，且皆无赞。无论巴郡，即蜀、广、犍三郡《士女赞传》亦无。验以另引之耿氏《藏书记》，则吴本所据仅为张刻之残阙本，而此凡例六条，实张刻文，故与吴本不相应也。
（４） 武林何允中刻《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何本）。《汉魏丛书》创辑于浙江括苍人何镗（字振卿，号宾岩，嘉靖进士，见《
浙江通志》），原辑书一百种，分经、史、子、集四部，包有《华阳国志》。万历己卯（一五七九），东海屠隆（字纬真，《明史》卷二百八十八附《徐渭传》）为之改排为典雅、奇丽、鸿肆、藻艳四部，写有序文。但未刊行。新安书估程荣，购得其书三十八种，仍分经、史、子（集部全阙），于壬辰年（一五九二）刻行。有屠隆序，隆盖其介购者。此三十八种中无《华阳国志》，疑是被吴琯分购去矣。
何允中刊行《汉魏丛书》约在十七世纪初叶，即万历末年，分经翼、别史、子余、载籍四部，增辑为八十种。多取吴琯《古今逸史》诸书。其《华阳国志》编入载籍，内容与吴本全同。每行二十字，各行首尾起讫，与吴本毫无参差。惟每面只九行，故各页起讫不同。又无凡例。《目录》与各篇标题亦大悬殊。其《目录》不标卷数，作十四行平排。吴本之《李特雄寿势志》，何本作《雄寿势志》，而书中标题作《李志》。无《先贤志》，但有《汉中士女志》与《梓潼士女志》两目。（吴本则作“卷十、《汉中士女志》”，非用张刻旧目）。《后贤志》，作《西州后贤志》。各卷首行，何本标目顶格，不记卷数，其下有“晋常璩着”及“某县某人阅”共一行。如此相异而已。亦阙《大同志》四页与《先贤志》前二子卷，为其依照吴本，而非与吴氏同用张刻为蓝本之证。其最大荒谬处在于以《三州士女目录》为《序志》，而以常氏《序志》为《序志后语》。个别文字镌误，亦较吴本为多。在宋明刻《华阳国志》中，此为最劣。
何允中字文开，武林县人，见所题《丛书目录款识》，余无可考。其人盖略知文艺而不通豁，敢于剽窃改窜，而巧于推广销场之书估。其书每卷皆镌有校阅人名贯，如《巴志》，“武林黄嘉惠阅”；《汉中志》，“蜀郡刘志曜阅”；《蜀志》、《南中志》，“吴郡汪明际阅”，如此广泛引列当时知名人物以壮声势，实皆未曾从事校阅。至如《序志》“武林钱敬臣阅”，竟不知其内容为《三州士女目录》。《序志后语》，“武林何士锡阅”，亦不知其为常璩《自序》，则其校阅名实可知。然竟藉此虚声，迷惑无识之八股文士，一时行销甚多。四川省图书馆藏有明刻单行之《华阳国志》一部，即用此本翻刻者也。
（５） 天启丙寅（一六二六）李一公成都刻本（以下简称李本）。有知成都府李一公与钦差四川恤刑范汝梓两序（另载《附录》），均称“重刻《华阳国志》”。时距刘刻仅六十三年，非由版片敝败，盖不满刘本字体庸俗与段落谬乱，略作调整而重刻之。
今未求得李本原刻，但从《函海》校注中知其文全据刘本，仅有极少异字。所录宋人校语，移在书头如眉批。提行分段则与刘本大异。又移《序志》于《巴志》之前，是为特点。刊行未二十年而蜀大乱，故流行亦不甚广。
（６） 影写《永乐大典》本。《永乐大典》中收有《华阳国志》，系依李□校刻本缮正。清武英殿聚珍版《钦定四库全书考证》卷三十八之《华阳国志考证》，即对《永乐大典》辑出本之校勘文也。原辑本未经刊行，今《永乐大典》已散帙不可得。
（７） 嘉靖中钱谷手钞本（以下省称钱本）。钱谷字叔宝，号罄室，出身孤贫，好读书。每得善本，手自钞写，穷日夜校勘，至老不衰。游文征明门，师其书画。《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附《文征明传》。查文征明生于成化六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一四七０－－一五五九），钱氏游其门下，当在中岁，即正德、嘉靖之间。其手钞《华阳国志》，今有《四部丛刊》影印本。就其笔力与印章推测，又当是钱氏晚岁所作，大约钞于嘉靖末年，或隆庆之世。在刘、张二刻之后。或与同时。其板本与刘、张二本又不同，是其所钞为李□刻本。审其内容，有为钞自李刻之证据数端：
１ 仅有李□《重刊＜华阳国志＞序》。
２ 各篇文字，殆与刘本相同，但多古字，无俗字。
３ 提行空格，皆有法度。每有无文空格，其格数与校得宋刻原阙或作黑疤之字数相当。（并详本书校注）。
４ 文中小字夹注，经考订可知全属宋刻已有之校语。
５ 多有避宋庙讳，如恒作●之类，至敦字缺笔为避光宗讳，故知为依南宋刊本。
６ 卷十分上中下三子卷，标题为《先贤士女总赞》，各传本为注文，此与刘本均通为大字。与《四库全书提要》之“《总赞》相续成文”，及“□本第十卷分上中下”各语符合。
７ 提行处与刘本大异，则非据刘本。《蜀郡士女志》后无“佳胤曰”按语，亦不附《江原常氏士女志》，则非据张刻。第三卷《越嶲郡》及第九卷《李势志》后，李□按语皆作大字低格钞入，亦李刻之证。
今世不可复见李□刻本，清初江南藏书家固当有之，藉钱氏此钞，获于今日识见李刻形制，为益甚大。惜原钞不言所据版本，殊劳猜测耳。
（８） 附论明何宇度刻《华阳国志》单行本的有无问题。清干隆中撰《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屡屡提及，颇似当时馆阁笔人，曾亲见何宇度刊之《华阳国志》单行本，并取以与吴琯、何镗二本校勘者。然今未见有何宇度刻《华阳国志》单行本，自此《提要》外，亦更未见他文论及何刻此书。
查《四川通志》卷八十八，《经籍志．史部附录》（原例录非蜀人官蜀者所刻之书）有如此一条：“《益部谈资》三卷，明何宇度撰。宇度里贯未详，万历中官夔州通判。”又查《夔州府志》卷二十三《秩官》，明代通判有“何宇度，湖广德安守御所官籍恩生”一条。再查《湖北通志》中的《选举志》、《人物志》皆无其人。惟卷八十一《艺文志》五有“《益部谈资》三卷，明何宇度撰”一条，云：“
宇度字仁仲，安陆人，侍郎迁仲子，官詹事，主簿，出为夔州通判……”并无曾刊《华阳国志》之说。再查《明史》卷二八三《何迁传》，安陆人，字益之，永乐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则宇度官夔州时，只能在仁、宣之季，最迟不得过正统间，果曾刊行《华阳国志》，则是刻此书之最早者。嘉靖以后诸刻，应或取校于此书，清代藏书家、校雠家，亦当有所接触，乃皆无迹象可征。是可疑矣。
细绎此则《提要》，不合实际之处甚多，例如何镗《汉魏丛书》并未刊行，即程荣刻本亦无《华阳国志》，而《提要》云有何镗《汉魏丛书》本，盖误以何允中为何镗也。明刻《华阳国志》之尤近于李□本者，当推张佳胤、刘大昌两本，《提要》均未提及，但言有影写本，应指影写《永乐大典》本或钱叔宝钞本。是搜讨犹未到也。《后贤志》二十人，只十八人有赞，各钞、刻本皆然，《提要》乃云“二十人有赞”，是其检覈疏忽也。至于以常氏《序志》“升于简端”，明刻惟李一公本为然。李刻亦有蜀、广汉、犍为《士女赞传》。初阅《提要》，以为所言何宇度本即李本。嗣因何与李不同时，何亦未官于成都，且《李序》与《范序》均未言有何宇度参加其事，判其不然。嗣疑所言何宇度即何允中，因考二人并不同时，且《汉魏丛书》本与单行本不可相混。亦判其不然。反覆推求，判此《提要》为馆阁诸人妄凭记忆，捕风捉影，信手写成，初未检覈原书，遂误以何允中为何镗，以《益部谈资》为《华阳国志》，又以李一公本为何宇度刻故也。何宇度实未刻有《华阳国志》。
《四库提要》谬误颇多，近人已有纠谬专册印行，犹未论及此条，故并附录辨正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