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元年（一０七八），成都府尹吕大防（《宋史》卷三百四十有传）开始镂行《华阳国志》。其目的仅在表彰一方人物，故云“庶有益于风教”。此刻本久已散绝，仅赖李□录存其原序一篇（参看《
附录》）。向觉明（达）先生家藏有朱墨校本《华阳国志》十二卷，后八卷为顾千里批校真迹（前四卷乃过录何焯校本）。前四卷之顾校原件存北大图书馆，余曾见其摄影胶卷。此二本除顾氏墨批之外，另皆有朱批，为清何焯（义门）所书，窃依其内容，定何氏校语所据之本为元丰吕大防刻本（辨证详见《附录》），是何校比顾批价值更高。吕本不显于世久矣，赖何焯批校而存其□略，又复得为吾人所利用，亦幸矣哉。
常璩此书，在传钞时代，流行既广，窜乱亦多。钞者或肆己意为别字，或随爱憎有节删，或因误解文义而妄加增饰，亦有以前人批注语误入正文者。又或夹页误连，错简误缀。误衍、误脱，讹讹错乱之处，在在难免。自有刻本，始稍统一。然吕刻所据非善本，亦未加校勘。地志、霸史之部，谬乱颇甚，至如李□所云“载祀荒忽，刓缺愈多，观者莫晓所谓”。
李□字叔仅，丹棱人，史学巨子李焘之子（《宋史．李焘传》），嘉泰四年（一二０四）官邛州知州时，嫌吕刻讹乱，乃取《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与《益部耆旧传》参订，通正文理，从新刻版印行。是为此书最早刊行之整理本。此刻行而吕本遂废。明代诸刻，皆遵李氏。然李刻未久而蒙古军入蜀，文物荡然，故刻本流行于世者仍希，今世亦不可得，但能从明代诸刻知其大体面目而已。
李氏原序，自言整理工作亦颇矜慎：“凡一事而先后失序、本末舛逆者，则考而正之。一意而词旨重复、句读错杂者，则刊而去之。设或字误而文理明白者，则因而全之。其他旁搜远取，求通于义者又非一端。凡此皆有明验，可信不诬者。若其无所考据，则亦不敢臆决，姑阙之以俟能者。”是□仅据正史调整吕刻错乱之部，固未曾迳以己意窜改旧文。其所改正字亦不多，大抵皆有小注说明。今其注文具在。世有谓李□窜改《常志》者，非实。
李刻之遗憾，首在于未能博征旧钞善本，进行校勘。既属史学世家，讵无家藏此书钞本？乃亦未能取以校正吕刻，而别取正史校之。其序云“盖尝博访善本而莫之或得”。夫常氏原作，必不遵循旧史成文，是李□ 所为，仅能据史实疏通吕刻讹乱格塞之意，非可能得常着面目精神；且所订限于霸史之部，贡献殊属微渺。至于所谓整理吕本文，如《蜀志》与《李志》两处，则谬陋难以设想。乃犹自诩为“较以旧本之讹谬，大略十得五六”（原序参看附录二），未免失于夸妄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