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公元一世纪开始，渐起地方史志撰述之风，或传耆旧，或记风俗，或志古迹，或纪岁时，或状山水，或辑故事，逮如宫观梵塔，夷貊殊俗，草木禽兽之类，或文或赋，各依州郡方隅，汇为专书，传钞流布，与群经诸子争市。此实我国文化一大进步也。大抵汉武以前，文化事业集中于政府，掌握于史官，故史籍必出于国都，所纪恒属王侯世家之事。闾里所传，仅或着于诗歌，极难收入史录。汉武以后，儒生高拥《七经》，夺去文化揆席，史官降于从属地位。然经师史官时相冲突，虽由历朝帝王以政治强力融合之，终不可以长久相保。故自东汉初年起，治史诸家往往退处州邑，传其地方故事，群芳怒发，遍地皆然，不复更萃于上林一角焉，于是基层社会之情俗，不待輶车采访，中枢布政，能广泛资为依凭。大统一之局从而赖以稳定，则方志诸家有其功矣。然一至四世纪间，地方史志虽已发达，率皆偏记一类，无全面描绘之巨文。其一书而兼备各类，上下古今，纵横边腹，综名物，揆道度，存治要，彰法戒，极人事之变化，穷天地之所有，汇为一帙，使人览而知其方隅之全貌者，实自常璩此书创始。此其于地方史中开创造之局，亦如正史之有《史记》者一。
璩虽生于乱世，而笃好古籍，勤于搜讨。当李雄升平之世，承两汉魏晋之后，旧家遗存典籍之富，复缘李雄颇兴文教，饬风雅，璩壮年喜事，驰骋其间，所获丰备。又历任史职，得取用当时图籍档簿，且多与聚集迁流之人交往，录其见闻，故所拥资料，在当时最为赡足。按其《自序》所举，获见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阳城衡、郑仅、尹贡、谯周、任熙八家《蜀本纪》，旁所引据复有何英、杨终、赵宁、王崇、陈术、祝龟、习凿齿、王隐、虞预、干宝之书，多有永和时已经散佚者。在未有印刷术时，学者依于纨素，千里访购，累年不能必得。璩乃独拥一方之盛，博取约用，精练再三，故能一度书成，辄被传钞，流行南北，如有□翼，“洛阳纸贵”，未为多让。此其凭藉丰厚，取用鸿博，亦如《三都赋》之见重于时者二。
封建时代着作，非依附于经艺，即恒被斥为异端，为士林所摈。璩则崇尚儒术，泛通经艺，兼及谶纬、五行、天文、易象之说。其所崇奖，又全属清高洁白、孝义节烈、亲上死长、勇强任侠一类封建道德，足以培养风俗，与儒家主张契合。所揭“书契五善”，能自兼备，文学复足以相称，而于条理部居、抑扬控纵之间，未尝苟且。故其在封建史籍中，从来无人加以訾议。我国两千年来，地方史志不下万种，无非流行一时，旋成覆瓿。惟璩此书，虽仅方隅之事而能流行全国，迄今研究封建社会史者犹必重之。此其在历史发展阶段中，代表性强，足以抗衡正史者三。
巴、蜀、南中，即今所谓大西南者，开化虽与中原同时，而以地形险阻，僻在边方，文化发育则不与中原一致。尤以古代巴蜀，自有其独特的经济基础，文物有独具之特色，其与中原文化，尺短寸长，各有所适。汉魏以降，虽已互相融合，仍各有所偏重。分途异致，世乱则离。中原人物，留心此隅者甚希。例如李冰治水，瑰然为人类创造奇迹，而马、班之书仅在《河渠》、《沟洫》篇中记以数言。天文历数，《易》理医方，从来推蜀士最精究，而《史》、《汉》诸书亦未明确苌弘、洛下闳、任文公、涪翁等身世。蜀士既多见轻，述作亦遂罕能传于中原者。相如、扬雄之赋，乃得狗监与侍臣推荐而显。是故蜀士多怀宝自迷，肥遯不出。此巴蜀与中原古代隔阂之实际情形也。常璩此书，纯用中原文化之精神，驰骛于地方一隅之掌故，通其痞隔，畅其流灌，使中土不复以蜀士见轻，而蜀人亦不复以中土为远。唐宋以降，蜀与中原融为一体，此书盖有力焉。此就掌握地方特殊性与全国一致性相结合言，常氏实开其先河者四。
常璩长育于封建时代，其思想固不可以现代水平责之。若仅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论，则当时之封建制度，究不失为比较进步之社会制度。而璩又为其中倾向于改革之人物，故其着述中往往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例如，对贪污之揭发指责，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公道主张之表扬，与夫崇俭德，尚勤劳，奖信义，鄙自私等，书中多有突出之叙述。又屡表彰出自寒微之人物，与捍卫群体利益的功勋。对于古代史料，颇能批判吸收，而非一味盲从滥用。又略于往古而详于当近。虽非通体皆然，要其个别有所表现，稍胜于班固、陈寿诸史。此其于史学三长中，史德尤为杰出者五。
其书缺点，首在于宣传封建迷信，脱离历史真实之处不少。次为其着力表扬之封建道德，除供历史参证外，已少价值。又次在于对经济资料搜讨太少，未能透达社会基层。由于其对经济基础无所认识，故不能反映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缘是，往往以前后不同时代之社会现象混为一谈。例如第三卷论蜀中风俗，以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相杂揉；第四卷记南中事，以封建文化讥少数民族之类皆是也。又因其书定于衰暮之岁，精神既难贯注，校覈尤多疏虞，字句间往往有重复、歧互、脱误、偏枯，甚至有前后抵牾之处。凡此数失，大多由于历史时代所局限，殆为封建史学家共同之缺点，未足引为深责。要当善为区别，发扬其优点，评正其缺点，是则余为此书作注时所曾随处留意者也。
其书脱稿迄今，千六百年中，历经书手传钞，匠民翻刻，颇有讹夺、溢衍。或经俗手改窜，或有脱简阙文。清代从事于校勘此书者二十余家，所能解决之问题不多。阙失待补、讹讹待正、误衍待削、颠乱待乙、晦涩待解、异同待校之处累累有之，则钞刻所遗之憾事，未得诿为常氏之缺失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