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表判断《华阳国志》非一次写成，而为纂合多种旧作所改编者，有下列证据。
１ 全书各篇自言其截止年代，参差不同，且其实际内容亦未与《序志》所标计划一致。如《三州士女目录》言“至晋元康末年”，而所列人物如谯登、侯馥，皆死于永嘉以后。又其《后贤志》云收“
二十人”，实仅十八人有赞。足见其虽最后辑录之《士女目录》与《后贤志》，亦非按照计划一次完成者。大抵《先贤》、《后贤》两篇皆先撰成赞，后乃补传为注，又后乃造《目录》，复经几次增删，故流行本与最初计划颇有不符。
２ 其《序志》自言全书叙事“终乎永和三年”
。其卷九亦明明标题为《李特雄期寿势志》，乃其文终于咸康五年李寿犹未死时，阙李寿事之太半与《势志》全文；又其篇始于李雄，李特事迹乃在《大同志》内。可知其撰《大同志》在玉衡年代，至汉兴年代又更以《蜀先主后主纪》与李特、流、雄、期、寿事纂为《蜀汉书》，至汉兴三年以后，慵未赓续。晚居江左，乃分《蜀汉书》之《先主后主纪》各为志，改特、流事为《大同志》；并拟于雄、期纪志外续成寿、势二志，卒因畏避忌讳，兼以老病，未克完成，仍旧至咸康五年而止。
３ 《魏书》卷六十七《崔鸿传》（《北史》卷四十四略同），谓鸿景明初（三四０）“搜集诸国旧史
”撰《十六国春秋》，因多犯忌讳，不敢行世，魏主闻而征之，正始三年（五０六），“乃妄载其表曰……惟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未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指中原）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又其子秘书郎子元，永安二年（五二九）奏上其父书曰：“先朝之日，草构悉了。唯有李雄蜀书搜索未获。阙兹一国，迟留未成。去正光三年（五二二），购访始得。讨论适讫，而先臣弃世。”父云“乃亦颇有”，子云“草构悉了
”，皆足证正始年代鸿已撰成全书，具有蜀事。时既尚未购得江南撰之《华阳国志》，则其于蜀李事为何书耶？其为璩汉兴初年所撰之《蜀汉书》无疑矣。故魏收指其藉口未得江南书为“妄载其表”，而崔子元表则迳称其父所谓“江南撰录”之“李雄父子据蜀时书”（指《华阳国志》）为“李雄蜀书”；盖就李雄父子据蜀一事言，两书内容类同，崔子元混称之也。
４ 《水经注》屡引常璩之书，有称《华阳国记》者（《漾水》、《沫水》）二处，称《华阳记》者多处（卷三十三最多），他或称“常璩曰”，或称《巴汉志》，其文则皆今日通行之《华阳国志》文也，而竟无一处称《华阳国志》者。又常氏自序，虽标题为《序志》，文中乃作“号曰《华阳国记》”。可见此书旧本原称《华阳国记》或《华阳记》，江左改写本乃称为志耳。又，江左人士引此书者，如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续汉郡国志注》，皆只称《华阳国志》，无称作“
记”者。隋唐以下引此书者亦然。足见常氏居蜀时所撰而流行于北方者，本曰《华阳国记》或《华阳记》，居江左改写之本乃称《华阳国志》。因其改写易名于衰年恍惚中，偶仍旧序文字作“号曰《华阳国记》”耳。盖常氏原着有《巴汉志》、《蜀志》、《南中志》为地理专书。旋复增益霸史部分，名曰《华阳国记》，盖早已单行，传钞于黄河流域，为崔鸿、郦道元等所依据；徙居江南后，乃合地记、霸史与地方人物为一书，分别篇章，定名《华阳国志》，江左人士与隋以来各书所引皆江南本，原撰各记未更流行也。
５ 常氏此书，以地理之部为最精。其为历世所称道与引用者，大抵不出前四卷。然此四卷之编次方法，颇多可疑：璩本蜀人，仕于蜀国，其文亦特重在蜀，何以首列《巴志》，《蜀志》反叙《汉中志》后？又记益、梁、宁三州文字分量相当，何以独分梁州为巴与汉中两卷？晋梁州治历在汉中，李氏梁州刺史亦常驻晋寿，何以首列《巴志》，且以《梁州总序》属之？《水经注》引此前两卷文，何以又不称《巴志》、《汉中志》而别称为《巴汉志》？综此疑点，可以推断：常氏最先所撰地记为益梁宁三州各一卷，缘李雄弃汉中后，梁州形势首重三巴，故作如此叙述，并名为《巴汉志》，原次在《蜀志》后。入江左后，为尊晋制，未便抑汉中于巴郡下，乃分《巴志》与《汉中志》为两卷，藉省改写之劳。试细校此巴、汉两卷文字，其为李氏统治时期旧作，形迹宛然，足知其先后撰述沿袭过程。大抵璩居江左时，但着力于表扬乡邦人物，衰慵暮气，未能更写符合晋制之《梁州记》也。
由上推断，更综述常氏撰述过程与其资料依据如次：
地理之部 《蜀志》撰述最早，取材于扬雄《蜀本纪》，应劭《风俗通》，谯周《益州记》，陈寿《益部耆旧》，与扬雄、左思两《蜀都赋》、来敏《本蜀论》、赵宁《乡俗记》及常氏自所见闻，而以《史记》、《汉书》、《续汉书》、《汉纪》、《续汉纪》与陈寿、王崇《蜀书》之文参订之。其他所云司马相如、严君平，阳城子玄等之《蜀本纪》，皆既佚之书，则疑其或属虚记，或仅传闻，莫得而征之矣。此篇初名《蜀记》，曾单行。（魏、周、隋时诸书所引《蜀记》，即出常氏。）后乃改为《华阳国志》之一篇，称《蜀志》耳。最初撰述时间，约在咸和中李雄统一蜀地之际。
常氏于撰述《蜀记》同时，亦撰《巴记》一书，所据为谯周《三巴记》及自荆湘招还流民之传述。后复采祝龟《汉中志》与郑仅、陈术之书，合东三郡与梓潼、阴平旧事于《巴记》为一书，曰《巴汉记》，至李寿时流传于北方。永和中，收入《华阳国志》，始分为《巴志》与《汉中志》二卷。
其《南中志》纂述较晚，约在咸和八年李寿取宁州后。所据为杨终《哀牢传》，谯周《南中异物志》，魏完《南中志》等书，尤以得于北还流民之传说为多。收入《华阳国志》时，全用旧文，未有增改、故咸和八年以后更无所纪。
霸史之部 晋初，陈寿与王崇各撰《蜀书》，记刘二牧与蜀二主君臣史事。其后常宽撰《蜀后志》，记晋武帝时蜀中官吏。汉嘉太守杜龚更续赵廞、罗尚时事。常璩并得其书。既为李氏史官，得详知李氏世谱，又亲见太安以来蜀中乱离情形及李雄收拾全局经过，复继杜龚之后，续常宽之书，皆叙次年月如本纪。初未行世。汉兴初，乃更取《汉纪》所载公孙述事，分别《纪》《传》若陈寿书，称为《蜀汉书》，凡九卷，合《自序》为十卷。李寿录之以遗石虎，故北方文士最先传钞之，崔鸿表所谓“亦颇有之”，由得此书也。《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并作“《汉之书》十卷
”，《通典》直称之为“《汉书》十卷”，《通志》称为《汉志书》，皆钞者所以自便之名。其由李势表上者，已删除常氏《自序》，改称《蜀李书》；《旧唐书．经籍志》“《蜀李书》九卷”是也。其书只叙至汉兴二年，今本《华阳国志》卷九，改用晋帝纪年，至咸康五年而止者是也。
《隋书．经籍志》《华阳国志》下，又有“梁有《蜀平记》十卷，《蜀汉伪官故事》一卷，亡”等字，谓梁世子萧方等与其幕客撰此二书，记李氏事，当入霸史，非谓常璩所撰。惟其文实多出于常氏《蜀汉书》，故附着之耳。
《蜀汉书》以蜀比正统。降居江左改写《华阳国志》时，不能不将此部大加改造，除改用晋帝纪年外，又将公孙述、刘二牧合为一志（原为列传），李特、李流事（原为本纪）合王浚、赵廞、罗尚事为《大同志》一卷，仅以李雄据蜀后别为一卷；在晋着书，势所必然。究其内容实质，皆未失《蜀汉书》旨趣。
人物之部 常璩在蜀时，陈寿《益部耆旧》与各郡单行之《耆旧传》并盛流行，常宽复有《梁益篇》续陈寿《耆旧》，故璩仅专力于地记与霸史之部。似亦曾仿杨羲《辅臣赞》撰有《益部士女总赞》一篇，为文学自娱之业，未以行世。由其地理书中，已将州郡杰出人物加以短语表扬，兼及贤守令，则其初无赞述人物专篇之志可知矣。入江左后，乃因旧所赞，更仿陈寿《辅臣赞注》前例，各系小传为注，明确颂扬巴蜀人士之德业功名足以傲世励俗者，为《先贤》、《后贤》两篇，以抒其不堪东人诮藐之郁气。着力过猛，故虽仅两卷，篇幅则大于地志与霸史之四、五卷。犹嫌其发抒不尽，更辑《三州士女目录》以充实之。此其于江左改写此书时新增之部也。
自序之部 封建文人恒喜于其得意着作之末，夸张门第德业。常璩亦仿司马迁、扬雄、班固、仲长统等，于书末撰《自序》一篇，盖本有长文述其身世，附着于《蜀汉书》内，崔鸿据之，于《十六国春秋》中列有《常璩小传》。今传常璩字道将，即出鸿书。李势表上之《蜀李书》，则已将《自序》删除。《华阳国志．序志》虽为一卷，篇幅不逮他卷之十一；盖降人没落，衰年畏讥，且惧触忌讳、滋是非、反以妨其书之流行，故删去旧序身世之部，但存着述旨趣千余言而已。文中
“凡十篇，号曰《华阳国记》”一语，盖仍原《自序》文，恍惚未改正也。原《华阳国记．巴汉志》为一篇，合《蜀志》至《后贤志》为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