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
郭嘉的高明之处，用曹操的说法便是“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
1、观时事——识明主，洞人心，明见事。
所谓“良禽择木而栖”，正确地选择辅佐的人，这对一个谋士来说是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
“初，郭嘉往见袁绍，绍甚敬礼之，居数十日，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吾将更举以求主，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于天下，人多归之，且则今最强，去将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复言，遂去之。”
当时袁绍这边，用辛、郭二人的话来说是“有恩德于天下，人多归之，且则今最强”，连曹操自己也说“本初拥冀州之众，青、并从之，地广兵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郭嘉投奔到袁绍门下时间极短，却能看出袁绍“不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并非明主之选，果断离去。最后选择了辅佐曹操并得到了重用。这在今日的我们看来自然是明智之选，但当时要透过种种表象看出袁绍难成气候也不是简单的事，在政治远见上郭嘉相较于辛评、郭图之流自是高明了不止百倍。
郭嘉断定袁绍“难定霸王之业”也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从郭嘉对曹操提出的“十胜论”中可以窥其端倪。
《傅子》曰：太祖谓嘉曰：“本初拥冀州之众，青、并从之，地广兵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如何？”对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禽。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
尽管学者周泽雄先生认为：“若去除话中对袁绍的藐视，，则其余种种均可见出传统儒士的迂阔诞夸习气，与郭嘉擅长的一针见血风格完全背道而驰。”然而在我看郭嘉曾提出“十胜论”这点应该是可以相信的。虽然不符合郭嘉一针见血的作风，但当时郭嘉初投曹操门下，想要得到曹操重用，就要有理有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也可以看作是郭嘉对其观袁绍难成大事的解释。
其实在郭嘉之前，荀彧、贾诩等人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荀彧：“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寡，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原为用，此德胜也。”
贾诩：“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顾万全故也。必决其机，须臾可定也。”
总体来说，荀彧、贾诩、郭嘉所说的内容都大同小异，但除去道义、谋略、法治等大的方面不说，郭嘉的着眼点往往是一些表面和细节的东西，并从中看出别人所没看到的。比如从袁绍的“礼仪繁多”中看出他爱慕虚荣，从袁绍的“任人唯亲”中看出他外宽内嫉，嫉贤妒能，从袁绍的“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看出他妇人之仁，并非能成就霸王之业的明主之选等等。所谓“细节决定成败”，自然有其道理可循。
再者，相较于荀彧、贾诩的一针见血，郭嘉的“十胜论”虽然显得冗长繁复，但 “十胜论”的高明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对袁绍和敌我形势的精准分析，还在于其流畅慎密，比起荀攸和贾诩的点到即止，显然更具说服力。不管是对曹操还是对曹操的军队，显然都能起到更好的鼓舞作用。
他高明独到的政治眼光无疑为他日后才能的发挥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舞台。
从中也可以看出，郭嘉擅长揣测人心，以小见大，透过现象观其本质，因而明于见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谓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心理学家。
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东，闻太祖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将渡江北袭许。众闻皆惧，嘉料之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策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客所杀。
郭嘉对孙策断言却也是精准到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着未卜先知的能力，或者是像时下流行的穿越小说里YY那样是从后世穿越回三国的，但除去这无稽之谈不说，郭嘉这计策甚至称之为荒诞，因为郭嘉不仅料到孙策会死于匹夫之手，更是精准地断定了时间在，更荒诞的是曹操居然信了，孙策最后竟然也真的在北袭被刺杀。连裴松之做注时也百思不得其解，是故只能称之“纯属巧合”。
个人认为吧，这未必是巧合。至少曹操在这件事中的表现就很令人生疑。曹操是什么人？生性多疑的一代枭雄，若将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寄托于几个刺客身上，岂不让人笑掉大牙？所以我认为，如果不是曹操或郭嘉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的话，只能说这背后一定早有预谋，甚至可能曹操这边早就安排有人伺机刺杀孙策，而郭嘉放出的这风声也可能是对想杀孙策报仇的人的一种心理暗示，但最后得手的到底是哪一方的人就很难说也没法考究了。
然而尚且不论孙策死得时机是否过于巧合，郭嘉对孙策的论断其实也是揆情度理的。当时的孙策可谓年少气盛，意气用事，喜欢杀人。而当时在江东大族眼中，孙策不过是袁术余孽， 加上用兵过程中与江东大族发生了正面冲突， 招致报复只是时间的问题。虞翻就曾劝谏孙策：“白龙若变身为鱼身，一个普通渔夫也能轻易捕捉。”孙策又曾恁意命令左右分别逐贼，自己却独骑入山，只有虞翻一人步行护卫，尾随在孙策马后。事出有因，孙策又一贯轻佻，酗酒终日难保不醉，会被小人暗算也就不足为奇了。（伯符乃果然欠都督管教囧）
郭嘉既然能看透了袁绍和孙策，也就不可能看错刘备。刘备虽然落魄，但其枭雄本质是几乎公认的。曹操，刘表，诸葛亮，荀彧等人都看出来了，没道理看人最厉害的郭嘉会看不出来吧。但对于刘备的问题，郭嘉的意见似乎很矛盾，《傅子》和《魏书》中便有两种截然不同记载：
《魏书》曰：刘备来奔，以为豫州牧。或谓太祖曰：“备有英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太祖以问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剑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仗信以招俊杰，犹惧其未也。今备有英雄名，以穷归己而害之，是以害贤为名，则智士将自疑，回心择主，公谁与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
《傅子》曰：初，刘备来降，太祖以客礼待之，使为豫州牧。嘉言于太祖曰：“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为之死用。嘉观之，备终不为人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是时，太祖奉天子以号令天下，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未得从嘉谋。会太祖使备要击袁术，嘉与程昱俱驾而谏太祖曰：“放备，变作矣！”时备已去，遂举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选取的是《魏书》中的说法，那么我们就先来分析《魏书》的说法。在我们后人看来，放刘备显然是曹操的一大失策，但在当时，杀刘备显然是弊大于利。曹操的用人政策是招降纳叛，来者不拒。早年杀掉边让就引起了陈宫，张邈叛乱。现在刘备打了败仗来投奔曹操，无缘无故杀了他实在说不过去。用郭嘉的话来说，就是“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再说，当时的刘备虽有英雄之名和英雄之志，却没有个像样的根据地，一直寄人篱下；关羽和张飞虽皆万人之敌，但终归不过一介武夫，单凭此二人，刘备也难成气候。曹操和郭嘉即使再怎么有识人之明，也不能未卜先知，算出之后刘备会时来运转，不仅得到诸葛亮等相助，还联合孙权放了一把火，在赤壁烧得他曹某人是一败涂地元气大伤，并趁机占取了荆州作为根据地。当然这是后话。
但《傅子》的说法也不见得是空穴来风，陈寿在武帝纪和程昱传中的记载也与《傅子》相符。笔者认为这里面应该是有先后顺序的。先是曹操问郭嘉杀不杀刘备（太祖以问嘉），郭嘉说不杀，但也没说放，曹操没理解清楚，一时大意放了刘备。然后才是“程昱、郭嘉闻公遣备，言于公曰：“刘备不可纵。””。在笔者看来，郭嘉的主张显然是：不能杀刘备，也不能放了刘备，软禁也行，巧立名目将其置于自己眼线范围之内，都可以说是两全齐美。但曹操也许是没理解清楚，外加大概也觉得这刘大耳一时半会难成气候，暂且放他一马也无关紧要。
2、见兵事——洞先机，兵行险，奇制胜
首先，郭嘉过人的洞察力无疑使得他对敌我形势变化相当的敏感，善于洞察先机，准确把握最佳战机。
《傅子》曰：太祖欲引军还，嘉曰：“昔项籍七十馀战，未尝败北，一朝失势而身死国亡者，恃勇无谋故也。今布每战辄破，气衰力尽，内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项籍，而困败过之，若乘胜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
从破袁绍，绍死，又从讨谭、尚于黎阳，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遂攻之，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军至西平，谭、尚果争冀州。谭为尚军所败，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还救之，遂从定邺。又从攻谭于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阳亭侯。
正因为看透了吕布的勇而无谋，陈宫的有智而迟，把握住了吕布三战皆败、锐气正衰，陈宫又谋略未定的最佳时机，郭嘉才和荀攸一起说服曹操乘胜追击，最终擒获吕布；又因为看透了袁谭和袁熙没有同舟共济的度量和远见，继位之争势必会重新燃起，力劝曹操以退为进，静待两人斗得你死我活之际再“坐收渔翁之利”，最终轻而易举地为曹操除去了袁氏兄弟。
郭嘉谋略神机妙算，除了寄托在对对手心理的把握上，往往也因为他善于洞悉战机而敢屡出奇兵，因为不墨守成规而能变通制胜。正如《孙子兵法》所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若说起郭嘉军事上的谋略，大概也就两条：一是讨伐吕布时和荀攸一起提出的决水灌下邳之计，二是乌丸之战中的弃辎重以轻兵奇袭。由于前者是由荀攸和郭嘉两人共同提出的，因此我们着重分析后者。
太祖将征袁尚及三郡乌丸，诸下多惧刘表使刘备袭许以讨太祖，嘉曰：“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虏卒闻太祖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辽东。
争讨乌桓虽然凶险，事后局势的发展却验证了这一步在总体战略上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乌丸（亦作乌桓）是生活在北方的游牧民族。乌丸部落以幽、并两州为主要聚居地，在北方分布的范围相当广，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蹋顿在袁绍与公孙瓒交战时主动遣使与袁绍和亲，并帮助袁绍与公孙瓒作战，作为回报，袁绍不但与乌丸部诸王和亲，还遣使诏拜乌丸三王为单于。辽西单于蹋顿因为实力强大，因此和袁绍的关系尤其密切，虽然在楼班长大之后，蹋顿被立为王，单于的位置被交还给了楼班，但蹋顿仍然是辽西乃至至三郡乌丸部举足轻重的决策人物。所以袁尚在穷途末路之时前去投奔，希望借助外族的力量杀回冀州。而如果袁氏获得了乌丸军力相助，卷土重来，青州和冀州恐怕就要落入对方之手了。
弃辎重以轻兵突袭一计，以快致胜是虽险但很凌厉的一招，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屡试不爽的“闪电战”就是一个范例。比起火攻，水攻，伏击，诈降等三国时期常用的战术来说，这是多数稳扎稳打的古代谋士们不喜使用的计策。不过曹军当时长途跋涉，兵马疲累，眼看就要无功而返，而郭嘉提出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反被动为主动，出其不意快速制敌的一条妙计。曹操后来在白狼山遭遇鸟丸：当时乌丸军兵多，曹操军兵少；乌丸军被甲者多，曹操军被甲者少。不论从兵力或从装甲，曹操皆居下风，所以曹操左右皆恐惧。若不是先前曹操采用奇袭，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后果就不堪设想。兵法虽云“百里争利而失三将军”、“五十里争利而蹶上将军”，虽然“劲者先而疲者后”是原则，但郭嘉因势而权变，作出“其疾如风、动如雷霆”的谋略，而免于“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窘迫。
很多人拿日后曹操退兵期间的险象来非议郭嘉，这样的诟病看似有理，但仔细一想却又不免勉强。郭嘉献计时还因下雨导致官路不通， 哪还会考虑胜利班师时会是“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的境况。
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远征的危险是没有人可以回避的。
但乌桓一役的胜利，加上二袁的相争及覆灭，无疑使曹操迅速除却了后顾之忧，平定了最富庶的北方，成为此后多年间赖以雄据中原，虎视江东和蜀中的资本。
小结
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政治也好，军事也好，玩的不过是对于人事的把握和洞悉。因为郭嘉观人入微而善于揣测人心，因为洞悉人心而洞察先机，明于见事。“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