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隆中对更务实的孙吴帝王之业

　　《三国演义》为美化代表正统的刘备方而将东吴放在配角的位置上，事实上，三国对峙的主线不是魏蜀对抗，而是魏吴对抗；推进三国鼎立，孙权是至关重要的人物，起了主要作用。因此，研究东吴国策是研究三国的一个重要内容。

　　东吴国策是由鲁肃提出的。公元200年，鲁肃过江对孙权说：“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这个规划具体分三步骤：第一步“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此为据江东地利以立根本，视形势变化见机而作。第二步借北方多务之时，“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成南北之局与曹操抗衡。第三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因人成事，逐鹿中原，一决雌雄。鲁肃论帝王之业的三步规划，周密细致，可以说是东吴的隆中对。除鲁肃外，东吴另有两人提及类似的战略。甘宁曾说：“南荆之地，...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又说：“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至于周瑜，他至死念念不忘西取巴蜀，剪除刘备，“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

　　国策制定时的孙氏政权正面临着动荡不安的险恶形势，所据江东六郡庐江太守公开背叛，仅有五郡之地，山越频繁暴动，而孙权本人刚继位，能否驾驭父兄遗留下来的名臣宿将还未可知。因此当务之急是稳定形势，鼎足江东。孙权“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用了五六年时间才巩固了统治，接下来就是进伐刘表，全据长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地理位置如此重要，再加上孙权与刘表有杀父之仇，孙权对荆州是志在必得。公元203年，孙权西征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208年孙权行营柴桑，一举歼灭黄祖，打开了荆州的东大门。

　　正当孙权准备全据荆州之时，曹操已平定北方，率大军南下，声势浩大。刘表吓死，二子不协，荆州危在旦夕。面对新形势，鲁肃及时劝孙权改变策略，联合刘备共抗曹操，大敌当前，孙权立即化敌为友，派鲁肃去联合荆州。鲁肃遇见刘备时，曹操已兵不血刃拿下荆州，刘备败逃长坂，但鲁肃却一眼看出刘备乃“天下枭雄，荆州人士所望”，“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于是劝刘备与孙权并力，这正符合刘备的隆中路线，于是孙刘联手，就有了赤壁大捷。 孙权联刘，就意味着他修正全据长江的基本国策，而谋求鼎足三分，看起来是一个退步，实际上是在新形势的一种前进。孙权全据长江的前提是“北方多务”，而现在曹操已统一北方，志在吞吴，全据长江的前提已丧失，应时变化，修正立国路线而不墨守成规，正是识时务之俊杰。 赤壁之战前曹魏方有人以为孙权必定杀前来投奔的刘备，他们只看到东吴夺取荆州的决心而看不到由于自己的紧逼会迫使东吴改变方针联刘抗曹，惟独程昱指出：“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张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 结果“权果多与备兵，以御太祖”。

　　赤壁之战后，三家瓜分了荆州，初步形成三分鼎立之局。曹操占据南阳郡和江夏郡北部，以襄阳为重镇，阻止联军北上。孙权占据了南郡（《演义》中写的是周瑜攻南郡不下，刘备取之，事实上南郡为东吴所克，故有借荆州之说）和江夏郡南部，全据长江形势，打通了西进益州的大道。刘备占据江南四郡：武陵，长沙，零陵，桂阳，有了立足之地。按照战前诸葛亮使吴所订双边协定，赤壁战后荆州归刘成鼎足之形。成大事者，不得负义，鲁肃也劝孙权借地资刘备，“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所谓借荆州，仅指南郡而已。孙刘联盟抗曹，刘备要求有一个与敌曹操邻接的前沿阵地也是名正言顺的。若孙权不借地给刘备，曹操在襄阳，虽经赤壁大败然实力尚存，刘备在公安，对荆州虎视耽耽，不排除武力夺取的可能，江陵处在腹背受敌的位置，如何守得住？而借荆州后，西线防务可交给刘备，孙权可专心经营合肥防线。因此借荆州一举，吴蜀双方得益，曹操也大感意外，得知消息惊骇不已，不觉把手中的笔也掉落在地上。 孙刘联盟，互为犄角，从荆州北上宛洛是刘备发展的方向，从扬州北上徐州是孙权发展的方向，公元212年孙权修濡须坞，214年攻下皖城，筑起了巩固的江北防线。当时长江上游有刘璋，汉中有张鲁，关中有马超，韩遂，这是三个互不统属而又均无远略的割据集团。曹操占有整个大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兵强马壮，仍有力量卷土南下。孙权和刘备处在长江中下游，无论地利和人和，均不能单独与曹操相抗，为求生存和发展，孙刘联盟抗曹，唇齿相依，形势使然。

　　但要注意到孙权不得荆州，上游门户洞开，他就坐卧不宁，在同盟中只能扮演附庸的角色。因此孙权必然会尽全力要回荆州，而荆州又是刘备隆中路线的一路北伐基地，故吴蜀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只不过该矛盾被当时主要矛盾--抵御曹操所掩盖，一旦形势缓和，荆州的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 另一方面，弱国结盟对抗强国，目的是求得力量的均势以便生存和发展，因此联盟内部也要力量相对均势，这是联盟的条件。公元214年，刘备得益州，势力壮大，荆州居吴国上游，孙权感到西强东弱，因而向刘备提出索还荆州的要求，关羽坐镇南郡，兵力强盛，孙权不敢提出要求只好讨南部三郡，两家差点大动干戈，结果和约中分荆州，孙权得长沙，桂阳两郡，矛盾暂时缓和，孙权把重心移到合肥前线。公元219年，刘备得汉中，上庸两地，关羽又威震荆襄，势力发展迅猛，再次打破东西均势，孙权震恐而偷袭荆州，这也是必然之势。

　　说到袭荆州，不少人会认为这是孙权的失策。的确，吴蜀小国，两国合力尚不敌曹魏，今还互相攻伐，徒损耗国力，使曹魏坐收渔人之利，从大局来看，这是不明智的，但不能因此片面地指责孙权的失策。首先，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由于曹刘孙三方的最高政治目的都是统一天下，这一形势决定了三国外交具有浓厚的互相利用的色彩而没有真诚的联盟，所以孙刘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公开交战都是顺乎自然的。这一点蜀汉方面也很清楚，邓芝使吴时就说：灭曹之后，“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其次，荆州本是东吴所有，暂借刘备以为根本，如今刘备羽翼已丰，索回荆州天经地义。但刘备贪而忘义，赖着荆州不还，孙权顾及同盟，未轻易行动。刘备入川，孙权就招回其妹孙夫人，为讨回荆州埋下伏笔。刘备取得益州，孙权只索讨南三郡，极有分寸，可惜刘备、关羽不识大体，以兵戎相见，破坏了同盟，促使孙权下决心武力夺回荆州。世人皆言东吴背盟，却没看到是蜀汉背盟在先。再次，从地理形势来看，徐州地形利于陆战而于水战不利，东吴即便攻下亦难守；而荆州是东吴上游咽喉所在，谁占据荆州谁就与东吴共享长江天险，孙权焉能不寒，后来晋灭东吴时就是以荆州为基地的。因此当时东吴要谋求发展，夺徐州不如夺荆州。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东吴是兵不血刃拿下荆州的，荆州未受战争破坏，也就是说虽然蜀国丧失荆州，国力锐减，但蜀国减少的国力是无损耗地转移到东吴方面，联盟的合力并没变，只是联盟内部力量重新分配。只要刘备不头脑发昏，发动一场对双方都无益的夷陵之战，曹魏焉敢小觑联盟。夷陵之战的结果是刘备赔了老本，蜀汉基业毁于一旦，东吴虽是胜利者，但一场恶战下来多少都有损失。所以说，袭荆州之战联盟实力尚在，真正亏空联盟实力的是夷陵之战，最大的失策者是刘备而非孙权。

　　夷陵之战本是吴蜀之间的一场火并，但它却造成了三分的地理均势，反而巩固了吴蜀联盟。首先夷陵之战后，蜀弱吴孤，曹魏优势得到增强，随之对吴的压力增大，迫使孙权回到联蜀的立场主动求和。其次夷陵之战使吴得荆州，稳固了上游门户，不再担心西边的威胁，可以专心对魏，促使孙权下决心与魏决裂。第三夷陵之战蜀国惨败，国力更加削弱，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寻求盟友，于是吴蜀联盟很快恢复。蜀国虽小，但占有沃野千里，四塞之固的益州，仍可据险立国，与孙吴形成东西均势。孙刘联盟，减杀曹魏优势，形成南北均势。也就是说，夷陵之战正式确立了三分鼎立之局。这之后，东吴国策即为一心一意攻魏，与诸葛亮北伐遥相呼应，吴蜀订立中分天下盟约，以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汉，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

　　纵观东吴国策的执行，其精髓在于灵活、变通。“竟长江所极成南北对峙”的上策不能行，转而执行“鼎足江东，观天下之衅”的下策，与蜀国的同盟也采取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的方针，斗争也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比起蜀国僵化的隆中路线要务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