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西南夷传》：“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王然于、吕越人皆建元中司马相如通西夷时副使。见《相如传》。）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大宛传》略同，而较翔致。云：“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
今按，“大夏”，今阿富汗。“身毒”，今印度。古今地理形势皆合，更无异议。“滇越”，旧时无作考订者。《史记正义》曾用滇与越嶲二义谬拟为国内地名，不能有所指。史迁既称为“乘象国”则可定为滇、缅或印、缅间地。余初拟为缅甸之八莫，后改拟为密支那。常璩《南中志．永昌郡》云，“有闽濮、鸠獠、僄越、裸濮、身毒之民。”其下续举“黄金、光珠、虎魄、翡翠、犀、象……罽、旄、帛叠、水精、琉璃、轲虫、蚌珠”，皆当时国际市易之珍贵商品。足知当时永昌地界，确曾有中、印、缅各民族贾人会聚之市场，未开南夷置郡县前，蜀贾人称之为“滇越。”秦汉世，泛称南方民族为越，对其族落或国家，不能详其本称者亦漫称为越。此称滇越，盖谓其在滇国西界，或尚与滇有政治或经济上之联系也。“闽濮”之闽，对音，当即后之 “孟人”，历世聚居云南省西南境，亦曰蒙族，曾于唐代建成南诏国家者也。其语言属泰语支。最古之哀牢人与近世尚广泛居于中缅边界之掸族，俱当是其别支。“ 鸠獠”之鸠，对音，当即明清方志所称之“●夷”。今云“克钦族”，历世聚居于哀牢西界，为一大民族，属藏缅语支。“僄越”当即是缅甸族之古称。隋、唐世建成骠国，都城在曼德勒，即古人所称之“八莫。”其后乃称缅甸国。今仍为缅国人口最多，文化最高之核心民族。“裸越”盖即□苏（洛素），即《西南夷传》所谓 “嶲、昆明”之嶲，《后汉书．南蛮传》所谓“乌浒” ，《唐书》所谓“东爨”，近世所称之“彝族”也。与怒族、□僳、纳西、普米同属于藏语支。今尚有大部住居云南，小部住居缅甸、老挝、越南边界。晋时，此诸部族皆尚未建成国家，当时漫以越、濮称之，仅有如此区别而已。至于“身毒”，显然指印度商贾之居于此者。此足为秦汉时哀牢地区已有汉族贾人与印度贾人及哀牢附近诸民族贾人，互以各所有珍奇商品市易于此所谓 “滇越”地点之明证。当时中印海道未通，“奸出物” 之商贾，惟有遵陆自蜀出邛，或出夜郎，经滇国，过叶榆，入哀牢，至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与此诸民族市易，可得珍异之商品，运回内地以博厚利。印度商贾于时尚不能出远海，亦惟依布拉马普特拉河东入阿萨密（亚山），缘伊洛瓦底上游诸支流河谷间浅山小道，进入此所谓“滇越”市场，与我国内地贾人及哀牢附近诸民族部落市易。张骞所侦得之大夏“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 ”之“蜀贾人市”（滇越），必在此滇缅间伊洛瓦底上游诸支流地区，为可定矣。
余初定其地于八莫者，为当时南洋商品必由此入于我国；犀角、象牙、帛叠（木棉布）、水晶、琉璃、轲虫、蚌珠与“邛竹杖”皆是也。然其地去中、印商路为远。中印商路当在其北，与近世中美开辟之中印公路接近。故又估计在密支那与南里。密支那在克钦族住区中心，亦有掸人与怒族、□僳杂处，在晋世为永昌郡之永寿县。永昌吕氏，于闽濮叛乱后曾徙郡治于此，必缘其市场繁盛故也。其地东距滇国，西距阿萨密，道里略相当；东距邛、蜀、中原地区，西距东印度、中印度与大夏，道里亦略各相当。上古文化发展进程约略相当之中、印两国，其“奸出物”之贾人，互市于此，自然合理。虽无其他文献足证，但从地理条件估订，应非毫无疑义。
所谓“蜀贾奸出物”者，谓偷越关徼，避关徼稽征者。字亦作“间出物”，与上引之“使间出西夷西”之间字含义相同，谓觅间隙而进。关徼外本无道路，但有间隙可通即赴之也。凡原始民族部落之间，本无通路，但因人民流动，每得造成间隙相通之路。商贾逐利，用之往来，形成流通货物之商道。各国政府因之而推进军事与政治，纳入版图。商路无隙不入。往往商路远达数千、万里，政府尚无所觉。政治军事之推进，落后于商路开通数千年后者多有之。例如“丝绸之路”虽在唐代乃盛传于时，实则远自殷周已成大道，即周穆王西访西王母之路也。其商贾间通时间，又当在周穆王前数千年。否则流沙瀚海之间，穆王虽有善马，苟无可靠之商贾为之向导，安敢轻尝试哉？穆王既已通行于前，而张骞、堂邑父等乃不能得间以脱匈奴之拘留者，恃在官使遵大道，非求间也。仍得逃逸，完成其使命，并再被留仍得逃归者，能求间也。太伯入吴，枸酱入番禺，皆是间出数千里外之明证。蜀贾人市，仅在滇外数百里，为中印间民间市场，固无足怪。
汉武以全盛之时，发间使四出，滇王又助之求道，而竟未能通者，亦为其为官使也。设能募商贾人乘间，则必能得通矣。商贾人之“间出物”者，每入一民族势力统治区，即分出其财货以赂势者，保其在该区内行动安全。再入一区亦然。故能只身远行，利多于害。近世大小凉山彝族区尚行此制，称为“保哨”。故解放前官吏不能入彝区一步，而奸出商贾则能输入枪弹盐布，兑换鸦片山货而出，穿其境可以平安无事。汉武虽发间使，使人所至招摇，为土着民所恶，则安能得通身毒哉？民族地域，已进入国家或氏族公社者，其君长畏汉，不敢不云助求。其内心实不愿之。若在嶲昆明与氐莋之原始社会，并无君长约束，而无商贾方式之诱结，故虽“百余辈”，无益矣。
然则不可募商贾乎？亦不可能。凡间出之商贾，皆自知其为犯法者也，孰敢自暴其罪于政府，以易不可知之爵禄哉？惟有讳莫如深而已。即如长安贾人，以私谊告唐蒙夜郎路，亦不泄其运致枸酱之路，故徒能误八校尉之师行而已。汉世贱商贾，士大夫羞与往还，此亦其终不能得通往身毒之路之一原因。
友人张毅，习英、法、印、藏文，治中印文化交流历史。近得接晤，出所撰《早期中印关系的探索》一文（尚未发表）见示，与余旧校《南中志》见解契合，而引据丰赡，多为余所未及。兹撮其重要书证如下。
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都（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用《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校）。又引范晔《后汉书．西域传》，“ 天竺国，一名身毒。……东至盘起国，皆身毒之地”，并引《通典》起字作越；《梁书．中天竺传》作槃越，证明起为字讹。
又引玄奘《大唐西域记》“迦摩缕波国”文，“ 此国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西南边境。然山川险阻，瘴气氛沴，毒蛇毒草，为害滋甚。国之东南野象群暴。故此国中象军特盛”。并引梵文Danava为此国古称，即滇越之对音。考订甚精当。
又引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之《慧轮传》文，“去此寺（鹿园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故老相传云：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柯道而出，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现今地属东印度”。（张氏自注云：“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驿。”又：“室利笈多王朝在三世纪初。”）又引《高僧传》初集卷七《释慧叡传》：“游学四方，经从蜀川之西界，为人所略……商人以金赎之。既还袭染衣，笃学修法，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说明蜀、印之间，旧有通道。
窃谓迦摩缕波国，固即今之阿萨密邦，亦即史迁所述之“滇越”也。然非即所述之“蜀贾人市”也。自《后汉书》，《梁书》与《大唐西域记》，皆谓此为东印度之一国。去中印度奔那伐弹那国九百里。其王遣使迎玄奘往，称其“奕叶君临，逮于今王，历千世矣”。国境周万余里，都城周三十余里。则谓“蜀贾曾至焉” 可也，安得为汉初之“蜀贾人市”哉？然其王谓玄奘曰：“今印度诸国，多有歌颂摩诃至那国（按至那，即支那）秦王破阵乐者，闻之久矣。岂大德之乡国耶？”是其时西域路与海道大通，古代中印往来之旧路早已废绝，故秦王破阵乐之传入印度，亦自西域。此国王仅从中印度传入而演观之。按《唐书．乐志》，《秦王破阵乐》，《巴渝舞》之演变也。巴歌渝舞，不从滇国传入亚山，而待唐世始由印度传入亚山者，蜀贾人不知乐舞，而中印政府间古原隔绝故也。大抵自晋弃宁州，蜀与印度之市易旧路即渐为西域路及海道所夺。永昌西界与亚山国间陆路渐废，惟宗教徒尚有依之往来者。迄唐代，则已断绝。直至中美修筑中印公路始得复开。近人传言，印缅界上，骈山叠嶂，竹箐丛密，斩之复发，为工程一大困难。古今地理演变如此，固当无从寻得汉代蜀贾人市所在。若汉魏以前，此路为中印唯一交通之商道，则必然矣。
旧校《华阳国志》，至霍弋“善参毗之礼”句，知魏晋世佛法尚未入蜀时，早期之印度密法，即已流行于南中各阶层人物间。近年见南充天宫山西汉崖墓造像，有檀城与飞天夜叉，知佛法尚未入中华时，早期之印度密法已从南中传入川北之賨民住区。此其道固唯能自亚山（阿萨密）至永昌，经滇、邛、夜郎之商道来矣。世只知明帝迎金人于西域，达摩由海道入东吴者，亦为陋矣。
以上论中印上古通道在永昌与亚山之间。以下论蜀布与邛竹杖。
蜀布，蜀中大奴隶主作坊生产之商品，即苎麻布也。苎麻为巴地长江河谷賨民最先培育成功之野生植物。由其性喜高温、湿润、微酸性之疏松土壤，知其原是热带雨林之野生植物。由其有块根可食，经人类引种扩散，甚早已种于长江流域宅畔废地土坎间，称之为苎。取宁为义。宁犹贮也，取能贮养分于根以备荒也。初皆视同草类。巴地农民最先育成纤维作物，绩以为麻。巴河谷不种大麻，专恃此麻，称为苎麻。苎麻较北方所种大麻特多优点，耐湿强韧而易漂白，用为夏衣，美观舒适。秦汉间，临邛大奴隶主之纺织作坊，大量收购此麻，绩为细布，漂使洁白，以为商品，流行四方。印、缅等热带富豪尤重之。以其生产于蜀地，称为“蜀布”。由于蜀布行销印度历久，印度商贾渐知其法，从而引种入于印度，故至今印度称苎麻为“中国草”也。
苎麻之野生于热带地区者，德国植物学家伦富于一六九零年（康熙二十九年）最先于巴诺亚岛发见，订名为Ramie（张勖《种苎麻法》）。彼人当时固未知中国已培育成为行销世界各国夏布之原料作物，称为苎麻矣。中国苎麻，初只种于长江流域，元代始引种入河南山东成功，见证在《农桑辑要》。而《诗．陈风》云“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与“可以沤纻”。郑玄以下说《诗》诸家，皆释纻为苎麻。则由于已知有苎麻产于南方而不知牡麻为麻，母麻为纻之义（在《说文解字》）。今人又习知苎为重要之一种麻类，而不知其原是人类作为备荒之野草。于是说苎麻者，同以昧于事物发展之缺点，各执其地域差别与历史发展之偏见，谬相牵合，相与混乱，以至于纠缠难理。今为避免繁琐考据，约言以整齐之曰：Ramie（热麻）为苎麻原种。人工培育成为纤维作物之苎，则是二千年前长江流域农民的创造。其最先育成者为巴区之賨人。賨人无大麻所织之布，但有苎麻所织之布，是为“賨布”。賨布质粗，而洁白柔韧，耐水湿，汗渍不败，宜为夏衣，行销南国。秦汉间，蜀中大奴隶主作坊特精制以为外销商品，遂入身毒、大夏。张骞在大夏见而惊之，称为“蜀布 ”，时则惟蜀中有此布故也。《艺文类聚》引《张骞传》作“蜀賨布。”足见宋雕板固定《史》、《汉》文字以前之写本《汉书》，有作“蜀賨布”者。亦由魏、晋、隋、唐人知蜀布即賨布，皆苎麻布，故衍賨字也。蜀布既流行，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区农民相感而种苎制布。惟越地制作亦最精，行销海外与中原；对“蜀布”言，称为“越布”。《后汉书．独行传》载：陆续，会稽吴人也，“祖父闳，字子春，建武中为尚书令，美姿貌。喜着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自张骞言蜀布，至光武征越布，约百七八十年。越布之驰名，远后于蜀布可知。汉武时苎布之为商品，固当只蜀地有之。其时海道未通至印度，行销于印度者只恃“蜀贾奸出”，则越虽已有苎布，亦不能为张骞大夏所见。此事理之必然也。
印度（身毒）恒河流域，亦是湿热酸性土壤地区，何以不产苎布，而必远贸于蜀地？此亦不足怀疑。印度与南洋群岛虽亦俱产野生苎麻，但他们直至清之初世尚不知利用苎为衣料。故只能购入蜀中苎布（华侨入居后，当有所改变）。夫利用苎为衣料，尚当有培育苎为农作物之一阶段，不惟当有绩麻织布之技术而已。譬如狗尾草，地球各地皆有，惟中华独能育成粟谷（小米），其他种粟者，皆自中华引种，不知其与狗尾草有何联系。又木棉原种为攀枝花，亦中国南方所固有，而中国未能自行育成木棉，直至元代始从西域之高昌引种入内地成功（亦明着于《农桑辑要》）。则印度之虽有野生苎麻，而汉世必须由永昌西之蜀贾人市输入苎布，何足怪乎？
自吴大帝开通海上商路，中印物资交流改由海上，永昌商道浸废。于是“蜀布”之名渐偃，“越布”生产日盛。千余年至今，“江西夏布”畅销，又在蜀布、越布之上。则地方生产进度不平衡，优进者胜，株守者败，理固然也。近世巴蜀惟隆昌麻布勉强能与江西夏布追随。胶州湾开辟后，德商大量集运苎布，隆昌苎布与江西、湖南苎布皆集中山东而后出口。商品之发展变化，经余一人目见者，其不固定如此。则汉时苎布奸出身毒之不能为时人所周知，又何足怪哉！
以上辨“蜀布”，即苎麻布。
邛竹杖者，省藤所作杖也。省藤，热带常绿植物，属棕榈科。茎细而长，至数十丈。倚他物上升，而不曲绕。生时有刺。经刮制后，表皮坚莹如玉。通体强韧，高节而实心，具弹性，不折，不破，不挠。巨者截为杖耐磨不损。近世舶来品手杖，即此物为之。其细者擘为篾，供编织为筐为席，尤细者供缚束，今所谓“广藤 ”是也。我国自海南岛及云南南部之热带气候区有之。出产最多处在南洋群岛与中南半岛，远自周秦世，即以杖材输销我国，西南山区居民几于人人有之。又自邛国输入蜀巴，远达中原。古人以其似竹，而自邛来，称为“邛竹杖”。邛、蜀实无此物栽培，随商贾漫称之为邛竹杖而已。张骞汉中人，早见此杖，误为蜀物。及在大夏，又见之，遂与蜀布同认为蜀之特产。实则此杖径自身毒输入大夏，并不经过蜀与滇邛、夜郎，但蜀人与滇、邛、夜郎人多有之而已。古邛竹杖，但断省藤之逾指细者为之，刮光滑外，不加修饰，截五六尺长即为商品。今西藏人朝山及商旅、亦各有之。亦复以为商品，自陇西售入内地，为矛柄，杖具及戏剧用棍。巴、蜀已不习见。古代士大夫，自汉以来崇尚雕饰四灵之“扶老杖 ”，不尚此直长之棍形杖，渐渐不识邛竹杖为何物，望文加以谬解。展转缠误，纷拿不可悉举。兹撮举其影响最大者纠正之。
《史记集解》引韦昭曰：“邛县之竹，属蜀。” 昭，三国吴人，当时未见实物，谬从蜀人言之。蜀人使吴者，亦徒见其自邛都来，则曰邛杖。犹张骞之徒见苎布自蜀来，即称为“蜀布”，皆率意推测而名之耳。又引瓒曰：“邛山名。此竹节高、实中，可作杖。”是曾见其物者所言矣，而未知其产地与生态。亦谬从蜀人言是逾邛崃山来，加山名。（《汉书注》引作：“邛，山名，生此竹，高节，可作杖。”又多“生此竹”三字。转引加工者，多如此谬。）
刘逵《吴都赋．注》：“邛竹，出兴古盘江以南。竹中实而高节，可以作杖。”此西晋说邛竹。臣瓒《汉书》注实引用之。“高节实中”，深得此物要领。“ 高节”，谓节间长，植物以直上为高也。“实中”则非竹，但外形似竹，呼为竹耳。初未言是邛国产。
其后，顾凯之撰《竹谱》云：“笻竹，高节、实中，状若人剡，为杖之极。”是见其实物之赞语。字作 “笻竹”，似吴中贾人传称产地本语为笻。适与邛国同音，世人遂妄传为邛都之竹。实则邛国绝无此竹也。
《竹谱》又引《广志》云：“出南广邛都县。” 则地理剌谬。其下又云：“《张骞传》云于大夏见之，出身毒国。……越嶲，则古身毒也。”更是荒谬之极。《广志》久佚，惟见它书摘引条文。元李珩有《竹谱详录》引《广志》云：“出广南邛都县。近地一两节多曲折如狗脚状，节极大而茎细瘦。俗谓之扶老竹。”所言则今世所云“鼓锤竹”（鹤膝竹）也。鼓锤竹为浙闽园艺家培育成之奇种，竹节大于算盘子，而茎细如箸，供观赏、玩具用。近世人以为叶烟管，不可作杖。郭义恭言不当如此。大抵此皆后世人傅加之语。借《广志》以惑人，故窜混之。
《山海经》中次十二云：“龟山多扶竹。”郭璞注云：“邛竹也。高节实中，名扶老竹。”大抵魏晋人说邛竹杖者皆有“高节实中”语。隋唐以后，始弃此四字，凿凿然说为邛都或邛山之竹。扶老、灵寿等杖名亦混搅不清，全失“省藤”形义矣。
唐颜师古《汉书》注引“臣瓒曰”较《史记集解》引“邛山名”下，多“生此竹”三字；“高节”下删 “实中”二字。足知其时皆以中空之真竹类如鼓锤竹、金竹、及其他畸形竹杖，说为邛竹。师古自注云：“邛竹杖，人皆识之，无假多释。而苏林乃言‘节间合而体离’，误后学矣。”苏林，魏黄初时陈留人，不识邛竹杖，谬以所见畸形竹杖拟之。颜氏斥之，是矣。而其自所说“人皆识之”之“邛竹杖”，则亦非矣。颜氏虽不述其形状，有张守节引语可推。张亦唐人也，其《史记正义》云：“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正与颜注同用瓒说。而“高节”下有“实中，或奇生，可为杖” ，衍五字。盖唐时已有人取邛来山之白甲竹，（与金竹同类）连其地下茎，即李珩所谓“如狗脚状”之部，雕饰为灵寿杖之状，冒为《汉书》之邛竹杖，行销于关中与中原。此种杖，近年邛来县人尚有制造出售者。白甲竹质劲而薄，不耐磨损，家居老妇宜用为杖；行旅，则用数日即破损，决非张骞所见甚明。大抵唐宋元明人皆以金竹或鹤膝竹之硕壮者连头带根截雕成动物形之竹杖为邛竹杖。不复知有省藤杖。亦有用□竹者。棕竹引种入内地最晚，亦棕榈科植物，适为杖用。中实而节殊短促。张守节晚唐人，似曾见棕竹杖，冒为邛竹，故于引瓒说加“实中”字。又似兼重苏林说，故加“奇生”字。微异颜注。要皆以内地之竹类说“邛竹”，无能涉想至省藤者。
至于唐宋以来方志书，则无不妄谓邛竹杖为蜀地邛崃山所产，即张骞大夏所见者。不胜引驳，亦不值引驳。一言以蔽之，临邛至邛都间，决不能生产高节实中之山行杖材。我既经踏勘，固未曾有；衡之物理，更不能有；参详史文，自亦不得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