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孙氏压制道教之人物及其动机的分析
当然，孙吴统治者中也有在特定形势下对巫术、道教采取苛禁政策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孙策诛戮道教领袖于吉。《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
时有道士琅琊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录，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悬首于市。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20]
由上文所载，虽然孙策明确说到“妖术”无助于大化，似有批评道教为“妖妄”的意思，但实际上则主要由于道教领袖于吉深得将士之心，孙策惧而杀之。[21]
确实，汉末江东成为道教传播的重要地区，组织化的道教教团往往势力巨大，成为集权统治的重大威胁。汉末北方的“黄巾道”便曾掀起了巨大的社会风暴。据《三国志》孙坚本传，他早年曾为“府召署假尉”，会稽“妖贼许昌起于句章，自称阳明皇帝，与其子韶扇动诸县，众以万数”，孙坚招募精勇讨破之。所谓“妖贼”，当为地方道教教团性质的叛乱势力。后孙坚又参与镇压中原“黄巾军”。对此，孙策应该是很清楚的，他初镇江东，必须采取铁血手段以树立自己的威严，因而他对组织化的道教团体必然会给予当机立断的严厉打击，绝不姑息迁就。至于具体到孙策的个人信仰问题，则难以深究。[22]
又有孙琳，为孙亮、孙休之际实际控制孙吴皇权的宗室代表人物，《三国志》卷**《吴书·孙琳传》载其“负贵倨傲，多行无礼”，“琳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他当政时期，一度对民间祭祠严加禁绝：“綝意弥溢，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坏浮屠祠，斩道人。”所谓“侮慢民神”，即对受到普遍崇拜的神灵加以羞辱禁绝，方术道士也自然受到打压。《新辑搜神记》卷二记载有一则实例：
吴时有徐光者，常行幻术于市里。从人乞瓜，其主勿与，便从索办，杖地而种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实，乃取食之，因赐观者。鬻者反视所出卖，皆亡耗矣。常过大将军孙琳门，褰裳而趋，左右唾溅。或问其故，答曰：“流血覆道，臭腥不可耐。”琳闻而怒杀之，斩其首无血。后琳上蒋陵，有大风荡琳车，顾见光在松树上，拊手笑之。俄而琳诛。派秘密传道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特征。据《后汉书》卷三O（下）《襄楷传》载，延熹九年，襄楷上书言“臣前上琅琊宫崇受干吉神书”云云，这是汉顺帝时事，如果这位于吉活到孙策时，已过百岁，还能传道江东，并随孙策行军，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孙琳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其专权之地位并不巩固，必须采取非常之举措以树立其威信。[23]
以孙权为代表的孙吴统治者多崇信巫风道术，究其原因，不仅与其寒门阶层的出身及其所表现出的民间文化背景相关，而且与当时江南地域巫风道术的盛行密切相关，诚如丁鼎先生所论：“春秋末，吴、越二国之民特尚巫法。东汉末，方士术人多亡于江东、蜀地。江东孙氏一门，特好术数巫技逾于魏蜀之主。……东吴孙氏（策、权、亮、休、皓）诸主，好尚道术，颇亲道士巫人（道士系道术之士，初义与后世有异），相绍已成门风，亦地缘中特殊习尚使然。吴境本多巫流术人，汉末之乱及曹魏之严控，四方彼流往奔而至者，诚不在少。是以汉世诸种方术，皆盛行于东吴之境。彼流多有传其术于徒者，故诸法未尝中绝。”孙吴拓疆岭南，联络外域，“域外之术，多由此道传来”，江东巫术与中国各地道法、中国本土道术与外来方术，在孙吴时期急剧融合，“东汉以降，至孙吴亡于晋，江南道教实大有进展，诸种方术传习之风炽热，其杂融性速愈加遽，盖孙吴诸国主之兼好道、巫，有以推导故也。”[24]佛教在当时具有道术之特征，中国社会上下也多以道术视之，这在孙吴尤为突出。孙吴统治者这种尚巫大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着当时佛教的传播。
【注释】：
[20]
《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注引《搜神记》载孙策杀于吉则曰：“策欲渡江袭许，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炼厉。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见将吏多在吉许，策因此激怒，言：‘我为不如于吉邪，而先趋务之？，便使收吉。至，呵问之曰：‘天旱不雨，道途艰涩，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忧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态，败吾部伍，今当相除。’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旦往视，不知所在。”裴松之案此曰：“《江表传》、《搜神记》于吉事不同，未详孰是、”二书所载孙策杀于吉具体情节有不同，但以于吉得人心而惧杀之则一致。不仅如此，《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注引《志林》载虞喜已指出孙策死于建安五年四月四日，而张津则死于其后，孙策不得举张津信道之事。裴松之也考张津建安六年尚任交州牧，故“《江表传》之虚如《志林》所云”。此外，关于孙策所杀于吉是否为汉顺帝时所上《太平经》者，学界有所讨沦，基本上可以推测孙策所杀之于吉当为这一教派传道江东的代表，其为自神而托名于吉，而非汉顺帝时宫崇之师于吉。这是当时众多道教教
[21]
丁煌先生在前揭《汉末三国道教发展与江南地缘关系初探——以张陵天师出生地传说、江南巫俗及孙吴政权与道教关系为中心之一般考察》一文中以为孙策杀于吉，“然此一事件，实出偶然，不得径视为压制道教之举措，以其后‘南方民间道教活动，仍然盛行，，孙氏一门好道如故也”。（见《汉唐道教论集》第28页），这一看法是符合事实的。
[22]
除“于君道”外，当时中土、蜀地的各道家流派都相继流传江东，如《抱朴子内篇》卷九《道意篇》载“李氏道”也在汉末逐渐盛行江东。孙权时，蜀地有李阿，号“八百岁”，后有李宽“到吴而蜀语，能祝水治病颇愈，于是远近翕然，谓宽为李阿，因呼之为李八百，而实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云集其门，……于是避役之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干人，……宽弟子转相教授，布满江表，动有千许”。另有“帛家道”也是在孙吴时开始流传的，《神仙传》载帛家道创始人为辽东人帛和，其师则为吴孙权时人董奉，以行气、服术法授帛和。《抱朴子·道意篇》称汉晋江东道家流行说“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据《真诰》，茅山道世家许氏、陶氏等之祖辈也是在汉末流徙丹阳地区的。相关史实与考述，请参见任继愈先生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二章《魏晋之际道教的传播与分化》，此不详叙。
[23]
孙吴统治者之崇尚巫术，与江东普遍的民间风尚有关。直到东晋南朝，江东地区的社会文化风尚依然保持着这一特色，田余庆先生研究东晋江东道教传播时指出：“其实江南之地，尤其是会稽一带，民间普遍崇奉的并非有组织的道教，而是旧俗相沿的巫觋，追随孙泰、孙恩、卢循的恐怕多是笃信巫觋的农民。不过巫觋近于道术，孙泰利用了民间旧俗，所以能够诳惑而起。”关于江东巫觋流行的情况，田先生引用了二条资料，一是《三洞珠囊》卷一引《道学传》载道士杜炅善治病，上虞龙稚、钱塘斯神并为巫觋，常诱毁杜炅，“俄而稚妻暴卒，神抱隐疾，并思归诚。炅为解谢，应时而愈”。这反映道教在浙东民间争取巫觋归诚的努力。二是《高僧传》卷三《昙摩密多传》载元嘉初年孟颇为会稽太守，请昙摩密多同游，“东境旧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归正”。当然，“比屋归正”也有夸张。见《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从田先生所论及其所引用之材料，可见东晋南朝时期江东巫觋风气盛行，道教、佛教的传播都要争取巫觋信众的“归诚”。
[24]
前揭《汉末三国道教发展与江南地缘关系初探——以张陵天师出生地传说、江南巫俗及孙吴政权与道教关系为中心之一般考察》，《汉唐道教论集》第3页、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