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曹操是中国文化的罪人》，误将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的发表时间，从1956年挪到了1959年。对此，秋风《为什么我说曹操是文化罪人？》一文认为：“以先生知人论世的智慧，自能由当时的气氛察微知著。”
对文章中的硬伤作这样的辩解，实在有些牵强。果真如秋风所言，陈寅恪1956年著文“抨击”曹操，是因为觉察到日后有人会为曹操翻案，“知人论世的智慧”达到这般境界，与《三国演义》“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鲁迅语）有何区别？
秋风先生对陈寅恪的文章并非“抨击”而是在赞赏曹操的观点感到“十分惊讶”：陈文“抨击曹操通过种种政策颠覆当时社会价值观，并为汉代深厚的儒家士大夫文化惨遭毁坏而痛惜的态度，是可以体悟出来的。”
在关于曹操的两篇文章里，秋风都极力避免引用陈寅恪先生的原文。那么，陈先生究竟有没有在文章里抨击曹操？对历来被称为“赘阉遗丑”和“一代奸雄”的曹操，陈寅恪做了这样的论述：“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读史者于曹孟德使诈使贪，唯议其私人之过失，而不知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
如果“旷世之枭杰”、“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也算是对曹操的抨击，何为正面评价？
秋风认为曹操“不拘一格降人才”是“摧毁社会对于儒家仁孝廉让等美德的敬重”和“毁坏儒门士气”，并引用余英时先生的看法，认为陈寅恪先生是儒家价值的创造性守护者。不过，守护儒家价值，并不意味着守护汉末士人为权贵所用、察举制度被彻底毁坏的黑暗政治。西汉的“全民读经”发展到后来，已无法解决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更无力挽救东汉末年的政治危局和儒门士气的败坏，反倒助长了皇权、士族的黑暗和腐败，学界对此多有论述。
在强敌环伺、门阀森严、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被严重堵塞的社会环境中，欲建“吏不呼门”、“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曹操《对酒》）的太平盛世，你是指望曹操墨守成规，还是打破既得利益集团任人唯亲、裙带政治的腐败格局？
一种文化能够延续数千年，必定有其难以摧毁的强大根基。文革以现代政党的组织技术深入田间地头，无孔不入地“打倒孔老二”，想要灭绝传统文化亦无可能，尊老爱幼、诚实守信至今仍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忽必烈、皇太极饮马黄河，尚且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尊崇儒学，不愿当“中国文化的罪人”，饱读诗书的曹操有何能力和必要去“摧毁社会对于儒家仁孝廉让等美德的敬重”？倘若真的要“摧毁”，曹操“天下尚未安定，未得尊古”的遗令又该作何解释？
对曹操的求贤若渴和唯才是举，秋风认为“寅恪先生当然不可能持赞成态度”。然而，陈寅恪先生对曹操革除独尊儒学数百年积弊的努力分明称许有加：“孟德求贤才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
有论者指出，三国时期的精英对皇权“独尊儒术”的危害洞若观火，如诸葛亮亲自为刘禅推荐的必读书，都是法家著作和兵书；孙权对吕蒙自述读书心得所谓“自以为大有所益”者，也不包括儒学经典。曹操、孙权等精英对独尊儒学的反动，恰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论和晋人的美》）
秋风对曹操的文学成就嗤之以鼻：“因为曹操会写诗，就说他是中国文化的功臣。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化，不要也罢。中国历史上确实不时出现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物：杀人成性、爱好诈谋，而又能吟几句歪诗。”
撇开曹操政治上的得失不谈，中国历史上会写诗的车载斗量，但有几人能如曹操一般，吟几句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歪诗”？曹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李白有盖棺之论：“蓬莱文章建安骨。”鲁迅更是盛赞曹操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是曹操“哀民生之多艰”的真情流露，也是他不惜代价统一北方、结束战乱的根本动力。
曹操沉毅雄迈、慷慨悲凉的诗歌，构筑了超越先秦文学传统的“建安风骨”，对后来中国文化的高峰唐诗宋词（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都有开创性的巨大贡献和影响。曹操的文学成就，可不是一句“不要也罢”就能颠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