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曹魏五都考论

　　谯为曹操之故乡，其政治地位之重要性自不待言。曹操起兵之初，即依靠胞族力量的支持，如以夏侯惇为“裨将”[1]267，以夏侯渊为“别部司马、骑都尉”[1]270，以曹仁为“别部司马”[1]274，曹纯以“议郎参司空军事”[1]276。

　　中平六年(189年)冬十二月，曹操于陈留郡已吾起兵，仅有五千人。初平元年(190年)，曹操忿众诸侯不讨董卓，独自率兵讨伐，苦战而败，还为流矢所中，幸得曹洪临危救主，借马予曹操，才得逃出。

　　此后，曹操又与夏侯惇去扬州募兵。以上五将战功赫赫，为曹魏之草创立下了汗马功劳，故都得以封侯。上述五将与曹操同辈，而晚一辈的有三将军功显赫，即曹休、曹真、夏侯尚。曹操、曹丕待三人视若一家。曹操对曹休“使与文帝同止，见待如子”[1]279，对曹真“收养与诸子同，使与文帝共止”[1]280。曹丕则颇为器重夏侯尚，并“与之亲友”[1]293。

　　曹丕之后，由于继承者年幼，曹魏政权越来越依赖宗室力量的辅佐，故曹真一族一时权倾中外。曹丕病卒时，曹真与陈群、司马懿等受遗诏辅政。魏明帝曹睿更是赐曹真“剑履上殿，入朝不趋”[1]282之崇高待遇，而对其子曹爽也甚为亲爱。太和二年(228)曹休征吴兵败石亭，曹睿不仅不责罚，反而“礼赐益隆”[1]280，足见对宗室之倚重也。明帝病卒时，曹爽又与司马懿受遗诏辅政。齐王曹芳即位后赐曹爽“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1]282，而曹爽的兄弟曹羲、曹训、曹彦等也纷纷被授予要职，一时权势熏天。曹魏宗族掌握朝政大权，成为司马懿篡位的主要障碍，是故司马懿才会大加诛杀曹魏宗族。除了宗室、胞族力量之外，曹操对乡邻也特别倚重，最典型者如许褚。

　　许褚，谯国谯人，忠心耿耿，多次临危救主，而曹操也视其为贴身侍卫，文帝曹丕也甚亲近焉。曹操病卒，许褚竟“号泣呕血”[1]543，主仆关系至深矣。据上，曹氏政权一直倚重宗室力量，曹丕之后，倚重程度愈甚，换言之，曹魏之政权是谯沛集团之政权，是故把谯列为五都之一。谯在曹丕篡位的过程中还起着重要的作用。熹平五年(175年)，黄龙见谯，单扬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1]58

　　延康元年(220年)三月，黄龙又见于谯，验证了单扬之预言。此即为曹丕篡位造势。七月甲午(二十日)，曹丕特意至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丙申(二十二日)，亲祠谯陵。裴松之引《魏书》所载的诏令曰：“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出”[1]61。这不仅是曹丕称帝决心之体现，还可视为是对祖先的告慰和对父老乡亲的恩赐。

　　谯还是曹魏进攻孙吴的必经之地。吕思勉先生认为曹魏讨伐孙吴之进兵路线还是以淮南为便[6]101，是故列谯为五都之一也显示灭吴之决心。曹魏伐吴之进兵路线，检《武帝纪》、《文帝纪》有：(建安)七年春正月，公军谯，……遂至浚仪，治睢阳渠，遣使以太牢祀桥玄[1]22-23。

　　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1]32。

　　(十七年)冬十月，公征孙权。十八年春正月，进军濡须口，……[1]37

　　(十九年)秋七月，公征孙权……冬十月，……公自合肥还[1]43-44。(二十一年)冬十月，治兵，遂征孙权，十一月至谯。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军居巢，二月，进军屯江西郝溪。权在濡须口筑城拒守，遂逼攻之，权退走[1]49。(黄初五年)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1]84。

　　(六年春二月)辛未(二十四日)，帝为舟师东征，五月戊申(二日)，幸谯。……八月，帝遂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从陆道幸徐。……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十二月，行自谯过梁，遣使以太牢祀故汉太尉桥玄[1]84-85。据上，曹魏伐吴之进军路线有二：其一，由浚仪至梁，再至谯，顺涡水入淮，至寿春，入肥水，至合肥，抵居巢，到郝溪，再至濡须口；其二，顺蔡、颍入淮，至寿春，入肥水，至合肥，抵居巢，到郝溪，再至濡须口。路线一为曹魏伐吴之主要路线，曹操四次伐吴均由这一路线进军。曹丕伐吴曾由路线二进军，可其征伐略带有巡视性质，而且也不是主要进军路线。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刘协都许，建安九年曹操大败袁尚定邺，此间九年之许为全国之政治中心。建安九年之后，曹操由许移住邺，故许只是名义上之政治中心，而实际之政治中心已移至邺矣。黄初二年曹丕改许为许昌，故是“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之缘由。既然“魏基昌于许”[1]64，为何许昌在曹魏中后期归于沉寂？[7]

　　若检索史料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汉当以许亡，魏当以邺兴”，换言之，许是曹挟下天子以令诸侯的实践地，是东汉的覆亡地。汉即以许亡，才衍出魏以许昌，可严谨地说，魏乃兴于邺。曹操迎汉帝都许一事，《武帝纪》云：“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1]13，《荀彧传》云：“太祖议奉迎都许，或以山东未平，韩暹、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卒制。”[1]310

　　故可知迎汉帝都许之谋乃出自曹操，诸将怀疑，荀彧、程昱力劝迎奉之。两人劝迎之目的各不相同，卢弼曰：“文若(按：荀彧字)之劝迎，乃心汉室者也，故彧传详载其劝迎之词。仲德(按：程昱字)之劝迎，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操谋者也，与说操之杀刘备同一用意者也。”[4]17

　　是以程昱得以寿终正寝，而荀彧则被赐死。无论诸人劝迎之目的如何，都许还是当时之形势所迫。董卓之乱，两京残破不堪，献帝还都洛阳后无处栖身，只得栖于故中常侍赵忠之宅。新殿造好之后，张杨以为己功竟命名为杨安殿。百官唯有披荆棘，依丘墙间，稍一饥饿，尚书郎以下之官员都得自出樵采，否则就饿死于墙壁下。曹操趁此机迎奉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诚为远略。此前，郭图说袁绍迎献帝都邺，袁绍不能从之，则是错失良机。兴平二年(195年)，曹操大败吕布，歼灭张邈、张超，“兖州平，遂东略陈地”[1]12。

　　曹操既然不满足已得之兖州，随开始向西发展，而最大的障碍就是冀州的袁绍，许的位置靠近兖州，且离冀州也不是很远，故曹操迎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其中最重要的诸侯就是袁绍。“挟天子”之“挟”实同于软禁，即隔离献帝与外界之联系，而曹操发号命令时可滥用献帝之名义，混淆外界之视听，以“国家”名义来剪除异己，从而取得政治上之主动。曹操对献帝监视非常严密，对忠于汉室者格杀勿论。建安五年，董承欲联合刘备讨伐曹操，被杀。议郎赵彦常向献帝陈策，被诛。

　　十七年，荀彧反对曹操进爵魏公，被赐死。十九年，伏完、皇后伏氏密谋曹操，被诛。二十三年春正月，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谋攻许，被斩。此即谓“帝自都许以来，守位而已，左右侍卫莫非曹氏之人者。”[3]2133

　　建安九年曹操为何弃许移住邺？因为许有不足之处。其一，许处于平原，为易攻难守之地，在军事上颇为不利。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斩庞德、擒于禁，威震华夏，曹操即欲徒许都以避其锐，其军事上之弱点由此可见。其二，曹操有权，献帝有名，故许才成为名符其实的政治中心，而曹操移住邺，就可使名实分离，多少可以减少一些“专制朝政”[1]198之指责，这对曹操不仅无损，还有利于他发展自己的大本营。其三，董承、伏完、吉本等都设法曾谋害曹操，故移住邺还会使其人身安全得到保障。

　　邺是魏兴之地，也是曹操时期魏国的首都。中平六年(189年)董卓以韩馥为冀州牧。初平二年(191年)袁绍用计夺冀州，时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1]191。建安五年(200)曹操于官渡大败袁绍，消灭了袁绍的主力军，尚未攻至邺城。建安九年曹操大败袁尚，夺取邺城。因此，邺城至少在16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战乱。

　　邺城之繁荣、坚固由曹操围攻之时间、手段也可反映。曹操围攻邺城时曾挖地道进攻，又围城作堑，“周四十里”[1]202，并决漳水以灌之。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邺城尚能从五月坚持至八月，实属不易。建安九年八月曹操定邺，九月即领冀州牧，此后曹操归驻地时《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均书“还邺”或“至邺”，是以得知曹操已移住邺城矣。

　　曹操把邺作为政治中心，就开始大兴土木、封官进爵。建安十二年春二月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十三年春正月，作玄武湖以肄舟师。十五年冬，作铜雀台。十八年五月，曹操受封为魏公，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十九年十二月，置理曹掾属。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

　　二十一年夏五月，曹操进爵为魏王。二十二年五月，作泮宫。二十五年二月丁卯(二十一日)，曹操葬于高陵。检《于禁传》：“欲遣使吴，先令北诣邺谒高陵”。[1]524故可知曹操所葬之高陵也在邺矣。邺既是曹魏社稷宗庙所在地，也是承载国器之地，其地位近于圣地。明帝曹睿于太和元年(227年)二月辛巳，立文昭皇后寝庙於邺。[1]92

　　文昭皇后乃明帝之母，因失宠被文帝赐死。明帝为其母立寝庙于邺，自是为文昭皇后平反，也说明了邺城之地位。文帝曹丕定都洛阳后，邺政治中心之地位逐渐衰落，明帝时，宗庙也移至洛阳。

　　曹操移住邺城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冀州之富庶，即所谓“夫冀州，天下之重资也”[1]191，而邺为冀州州治，韩馥、袁绍、袁尚为冀州牧时均住邺城，特别是袁绍掌控了冀、青、幽、并四州，邺成为了黄河中下游的政治中心，故住邺就可以掌握“天下之重资”。但是袁绍死后，冀州还有残余势力存在，如袁尚、袁熙、袁谭，而冀州附近的势力有并州的高干、北部的黑山贼和乌丸、辽东的公孙康，故曹操要想混一区宇，必须先控制冀州，要想控制冀州，必须得肃清州境内及附近的敌人，而颇为棘手的敌人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一旦侵入中原，势必导致北方的混乱，进之导致全国的混乱，这也就是曹操不顾诸将的反对于建安十二年北征乌丸之原因所在，故曹操住邺就是为了统一北方，后方一稳，就可以挥军南下，进而完成统一。

　　当时之局势为诸侯争霸，一旦曹操率军北征，势必给南方的诸侯留有可趁之机。曹操有两次征伐造成了后方空虚，即建安五年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和建安十二年北征乌丸，而南方能构成威胁的诸侯只有孙策(孙权)和刘表。两次机会二诸侯都未能把握。第一次，孙策“乃谋袭许，未发，为刺客所杀”[1]20，

　　刘表按兵不动，“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1]212。第二次，孙权正为西拓国境与黄祖厮杀，刘备“说(刘)表袭许，表不能用”[1]877。无论孙策还是刘备，都是预谋偷袭许都，故可证实曹操在许留有一部分兵力，除了“挟天子……，参《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初，洛阳宗庙未成，神主在邺庙。(太和三年)十一月，庙始成，使太常韩暨持节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邺，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庙。”之外，还可防卫南方的诸侯，而两者预谋袭许，不排除也有“挟天子”之目的。由此，更可证实曹操移住邺城之高明，即可以远离南方诸侯，即使北征造成后方空虚，也无碍于事。

　　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把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列为“五大古都”。30年代加入杭州，成为“六大古都”。80年代，在谭其骧先生的呼吁下，安阳(包括殷、邺)入列，成为“七大古都”。殷之历史过于久远，故安阳能够入列主要是邺地位之重要。

　　谭先生认为邺在军事上不如长安、洛阳，在地理位置上不如洛阳适中，但以经济条件而言，则在长安、洛阳之上，凡是控制山东地区而不能奄有整个黄河流域的政权，一般都要宅都于此，故在6世纪以前的二千年中，殷邺应该属于第一等古都，所以安阳在七大古都中的地位应列在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开封之后，居第六，列第三等[5]29-36。

　　据上，邺为富庶的冀州之州治，经过韩馥、袁绍、袁尚三人的经营，基础好，此一；邺较靠近北方游牧民族和袁绍的残余势力，便于讨伐，此二；邺远离南方诸侯，可避免偷袭后方之忧，此三，故曹操才会把政治中心移住邺城。

　　汉末大乱之直接原因即董卓入洛阳挟持天子、诛杀大臣、捣乱朝政。董卓死后，其部曲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吕布，李傕部将杨奉，韩暹，韩遂，马腾等拥兵自立、相互混战。李傕杀樊稠，又与郭汜厮杀；杨奉叛李傕，又联合故白波帅韩暹等大战李傕、郭汜。董卓，陇西临洮人；李傕，“北地人”；郭汜，“张掖人”[1]182；

　　张济，武威祖厉人；吕布，“五原郡九原人”[1]219；韩遂疑为金城人；马腾之父马平为“扶风人”[8]2335，而马腾生于陇西。以上诸将，除吕布外都为陇关中或凉州人，故可把以董卓为首的势力名为关凉集团。吕布原跟随并州刺史丁原，后才投靠董卓，是为关凉集团的外围成员。

　　关凉集团对汉末三国初年政局影响非常地大。汉末之大乱即因该集团势力进入中原地区，而曹操能够统一北方，也是逐一地把关凉集团各个打败、歼灭。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害怕关中的马腾、韩遂等诸将为乱，故特表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1]392，后曹操致钟繇书曰：“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1]393

　　关凉集团主要活动范围在洛阳、关中、陇西、凉州一带，其势力盛时可延至洛阳地区，衰时又退回陇西、凉州，而大部分时间是活跃在关中一带，故长安成为震慑关中、乃至凉州的军事重镇，所以曹操才会对该势力逐步剪灭。

　　建安元年曹操迎献帝都许，杨奉、韩暹惧怕出奔徐、扬间，为刘备所杀。建安二年，曹操遣裴茂诛李傕；郭汜被部将五习所袭杀；张济寻食至南阳，攻穰县时为流矢所射杀，其族子张绣摄众自立，此时关凉集团势力大衰，仅剩有张绣、吕布、韩遂、马腾、马超。张绣屯宛，与刘表呼应，曹操建安二年讨伐，未果，建安三年大败之。建安五年官渡之战，贾诩劝张绣投靠曹操，遂归曹操。

　　初平三年(192)吕布杀董卓，为凉州人所恶，遂奔出武关，先后投靠袁术、袁绍、张杨、刘备。吕布反复无常，为各方所恶，渐渐陷入孤立。建安三年，曹操征吕布，破杀之。建安初，马腾屯槐里，被封为槐里侯，“北备胡寇，东备白骑，待士进贤，矜救民命，三辅甚安爱之”[1]945。

　　建安十三年曹操将征刘表，怕马腾为乱，表马腾为卫尉，“悉徒其家属诣邺”[9]2080，实同于软禁。建安十七年五月，曹操诛马腾，夷三族。关凉集团仅剩韩遂、马超一支力量，所以曹操也不甚重视，而把目标移向盘踞汉中已久的张鲁。建安十六年，曹操遣钟繇、夏侯渊讨伐张鲁，引得马超等叛乱，曹操亲征，大破马超、韩遂，“关中平”[1]35。

　　韩遂奔金城，为部将所杀。马超奔诸戎间，引胡兵杀凉州刺史韦康，后为韦康故吏所败，投奔张鲁，又于建安十九年投奔刘备。至此，关凉集团退出了历史舞台。曹操消灭了关凉集团，又马上面临一个新的强敌---刘备，因此关中的军事压力一直很大。

　　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张鲁，张鲁降，遂据有汉中。汉中为“益州咽喉”[1]1013，故刘备不惜代价地争夺。夏侯渊战死后，曹操退出汉中，可又恐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1]472，遂命张既去武都“徒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1]472-473。此举意义非凡，其目的就是断刘备北伐之路。因为刘备集团若要进取，只有两条路线，即

　　由《三国志》《魏书》《张绣传》：“张绣，武威祖厉人，骠骑将军济族子也。”可推知。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金城边章、韩遂杀刺史郡守以叛，众十余万，天下骚动。”《三国志》《魏书》《董卓传》：“布自杀(董)卓后，畏恶凉州人，凉州人皆怨。”颇能说明问题。

　　以荆州兵攻宛、洛，以益州兵出秦川，而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覆败、荆州丢失，仅剩下出秦川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大致由汉中，经过斜谷，入关中，至长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1]922，此时魏明帝曹睿西镇长安，命张郃出兵，才迫使诸葛亮退回汉中。由此可见，长安对抵御诸葛亮北伐之重要性。据上，汉末控制关中地区的势力为关凉集团，而附近还有盘踞在汉中的张鲁势力，刘备入蜀后也开始窥觊关中，是故曹魏先后要歼灭关凉集团、击败张鲁、围困蜀汉，因此，长安对于控制、稳定关中、陇西、凉州、益州等地区干系甚重！

　　文帝纪云：“(黄初元年，即220年)十二月，初营洛阳宫，戊午(十七日)幸洛阳。”[1]76则魏文帝曹丕移都洛阳矣。曹丕称帝、移都一事早有预谋。延康元年(220)“六月辛亥，治兵于东郊，庚午，遂南征。”[1]59

　　度支中郎将霍性上疏力陈出兵之弊，却惹恼文帝，被杀。霍性未免有些不明事理，曹丕此次治兵并非南征孙权，而是逼献帝让位，并准备移都洛阳。《资治通鉴》即云：“六月，庚午，王引军南巡。”[3]2180“南征”与“南巡”仅一字之差，其义却相距千里。七月，曹丕至谯，并亲祠谯陵。“(冬十月)丙午(四日)，行至曲蠡。”[1]61胡三省注：“时南巡至颍川颍阴县，筑坛於曲蠡之繁阳亭。”[3]2182

　　即曹丕从谯返回行至颍阴县曲蠡，设坛于繁阳亭，“庚午(二十八日)，王升坛即阼，百官陪位”[1]62，遂称帝。据上，延康元年六月，曹丕南巡，七月至谯，十月于繁阳亭称帝，十二月都洛阳。三国的一个核心之争即正统之争。曹魏即是受汉之“禅让”，而东汉之首都是雒阳，故曹魏都洛阳能表现其正统地位。“禅让”之真相，裴注已揭露，但曹魏起码在表面上做足了“禅让”之文章。曹丕称帝后即假惺惺地对众臣云：“舜、禹之事，吾知之矣。”[1]75

　　东汉首都称雒阳，乃袭西汉之称呼，因为西汉为火德，火忌水，故“洛”去“氵”加“隹”。曹魏即受汉之“禅让”，火生土，为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变‘雒’为‘洛’”[1]76。

　　与邺相比，洛阳的地理条件更为优越。其一，洛阳居天下之中，有关河之固，即“东据成皋，西阻崤、渑，背依大河，面向伊、洛”[5]33，

　　故政治、军事意义重要。截止延康元年，曹魏已经征服、消灭了北方的大小对手，其主要敌人为刘备、孙权。北方既然已经统一，洛阳四面受敌之弱点不存在，故不必如董卓一样，都长安以便防范山(崤山)东之诸侯。其二，洛阳的位置相对靠近南方，可以更为方便地讨伐刘备、孙权。从建安九年曹操移住邺起，曹魏经营了邺城16年，可由于曹魏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消灭刘备、孙权，进而统一华夏，邺已经不适应当时之形势，故才会定都洛阳。洛阳西可入关中，经斜谷，抵汉中，进入益州；南可以直至南阳，顺流至襄阳、江陵；东南可以由浚仪，或顺蔡、颍入淮，直捣濡须口(见第一节)。据上，曹丕定都洛阳之原因有二：其一，延承东汉之正统地位；其二，消灭蜀汉、孙吴，统一华夏。

　　此前阅史，常常为曹操“还许”、“还邺”所困惑，因为献帝在许，自为国都，为何曹操建安九年后就不“还许”了？陈寿未明说，颇觉隐晦，后阅曹丕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突觉眼前一亮，此五都不就是曹魏兴起之五个脚印吗！故此后就稍加留意收集史料。曹操之兴即靠其胞族，故谯为曹操兴起之地。

　　许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地，乃汉亡之地。曹操消灭了北方最强大的对手---袁绍，夺得了冀州，消除了统一北方的最大障碍，掌握了“天下之重资”，故邺是魏兴之地。汉末关凉集团兴起，张鲁盘踞汉中，三国初年蜀汉也奋力争夺关中，故长安是关系关中、凉州、益州之稳定的军事重镇。

　　经历过前面四个脚印后，曹丕定都洛阳，是谓水到渠成，也客观地证实了洛阳作为首都有独特的优越性。若以更为开阔的视角来讨论曹魏五都，则会更有助于理解。

　　谭其骧先生曰：“每一个的王朝的宅都，只能是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比较最有利的地点。首都的选定一般都反映了该时期总的形势，反过来，首都的位置也对此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5]31。

　　曹操迎献帝都许，就是鉴于诸侯混战之形势、兖州安定之前提，故才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而占据主动；后来移住邺，乃是鉴于袁绍是北方最为强大的势力，打败袁绍就可以夺取冀州，进而掌握“天下之重资”，为统一华夏奠定物质基础。

　　曹丕定都洛阳，是因为北方之统一已经完成，形势已转变为三国鼎立，故防御已显得不重要，进攻刘备、孙权才是主要任务。此后曹魏消灭蜀汉、孙吴之史实也证明了定都洛阳之成功，司马氏篡魏建立晋国，也是把都城定于洛阳。是谓其影响至深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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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9。

作者: 蒋少华，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