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新出版的方诗铭先生遗著《三国人物散论》，得益匪浅。是书颇多高见和新解，对于后生之辈，实有不可多得的教益。以此之故，即使未曾专治过三国史，也不揣谫陋，撰此短文，庶几与同好共享这份“遗产”。
作者根据现存史料，仔细考辨，以人物为中心，以散论为形式，撰成多篇论文或札记，汇为一集，便成《三国人物散论》的主体，力图还许多三国人物的本来面目。全书围绕二十余位核心人物，以其业绩或人事关系为线索，分别在各短文中论述，共计七十篇，主人公则多为妇孺皆知的著名人物。
作者夹叙夹议，言简意赅，充分利用了“散论”形式的长处。围绕重大历史事件而逐步展开人际关系或者人物的深层思想，既运用了丰富而确凿的史料，却又要言不繁，恰到好处。同时，巧妙地把握住读者的思路，适时提出问题，逐一解答。娓娓道来，犹如行云流水，遂令读者了解历史真相，悟出严肃道理。
一辩证看待历史公允评论人物
若要研究和评论某段历史，对其时人物的分析和评价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散论》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历史人物，努力揭示出客观的历史真相。一个典型的例子，见于对曹操的评论。
在普通大众的心目中，曹操几乎始终是个篡夺汉朝政权的“逆臣”和狡计百出的“奸相”。而现代的史学家，则颇多为他“翻案”者，以至高度赞颂者亦不乏其人。《散论》的作者则根据史料，结合当时的客观政治环境，对曹操作出合情合理的分析，使读者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曹操，而不是被过度丑化或美化的曹操。从《散论》对曹操与袁绍之双边关系的发展过程的描绘中，可以领悟到，什么是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
曹操和袁绍最初是亲密朋友。为什么他俩会成为好朋友？其“贵公子”出身、“游侠”的性格志趣和共同的政治目的——“反对宦官，解救东汉王朝的政治危机”（第35页）——固然是原因，但最为重要者则是:当时的情和势都迫使曹操必然与反对宦官的政治集团首领袁绍密切联合:“东汉末年的动乱时代中，在统治阶级内部，如前所说，人们都把斗争矛头集中到宦官身上。谁能够挺身而出反对宦官，谁就能够得到信任和拥护。当时，每个统治阶级中有才能的人，都面临着选择。当宦官家族窃据高位，横行郡国，为人们所切齿时，曹操所能够选择的道路，不是同流合污或默默无闻，就是起而反对宦官。二者必居其一。”（第37页）显然，曹操与袁绍结合成“好朋友”的主要或关键因素，乃是东汉末年客观的政治形势，而非双方的出身和爱好。《散论》如此说，令人信服。
此后，曹操的事业确实颇得力于袁绍及其政治集团之助。然而，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曹、袁之间的关系也逐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曹操在京师以外的地方谋求实力的增强，他借助于袁绍集团中的得力干将，时任陈留太守的张邈之力，建立了五千人的武装，后又获得袁绍的支持，出任东郡太守，开始了稳定和发展。嗣后矛盾逐渐转化，以袁绍为首的政治集团内部出现裂痕:袁绍作为盟主，渐生骄气，张邈责备之，袁绍因此忌恨，要曹操杀死张邈。曹操身处两个昔日的好朋友之间，出面调停，使袁、张之间的矛盾不致趋于激化。然而，曹操调停二人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即，考虑到天下未定之际，集团不宜内讧。
十分明显，曹操与袁绍的“亲密关系”，几乎完全建立在政治利害关系的基础上，而并不以私人感情为转移。这是符合客观现实的论断。正因为如此，由于政治利益方面发生冲突，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危机，也相当顺理成章。
曹、袁的矛盾导源于兖州。盖兖州为军事要地，袁绍将它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曹操则企图据为己有。袁绍曾趁吕布夺取兖州，曹操陷入困境之际，试图诱使曹操将家属迁居邺城，以控制曹操；曹操得到兖州之后，则“兵众强盛，内怀反绍意”，力图摆脱袁绍的控制。两人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是在曹操迎汉献帝建都许昌之后。袁绍对此怒不可遏，骂道:“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于是二人公开敌对，以至兵戎相见（第59页）。
官渡之战，是曹操和袁绍矛盾发展的顶峰，亦是矛盾的最终解决。当袁绍雄据河北之时，曹操也基本上统一了关东。于是，一个要南下，一个要北上，当年同属一个政治集团的“密友”终于无法避免殊死的血战。官渡之战以袁绍的失败而告终，袁绍在不久后病死，其集团的势力也因内部的火并而彻底消退。
“从友好到敌对，曹操、袁绍之间矛盾的表面化，是从据有兖州之后开始的，终于导致了矛盾的激化。通过官渡曹胜袁败的战争，这个矛盾才最后得以解决。从兖州到官渡，显示了历史发展的辩证关系。”（第59页）这是《散论》对于曹、袁关系的结论。我们由此体会到，在政治斗争中，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敌”、“友”之分是随着利害关系的变化而不断转换的。只有把握住历史事件中矛盾转化的本质和规律，才有可能最接近历史的真相。
《散论》对于刘备的剖析和评价，也给人以合情合理、实事求是之感。刘备给人的形象，似乎一直是位“德才兼备”的“英雄”。由于和关、张“恩若兄弟”而颇负“义”名；因“三顾茅庐”擢用诸葛亮而博得“慧眼识贤”的美誉。然而，真实的刘备究属何许样人？《散论》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答案。
“表现在政治上，刘备属于‘恶鸟之强’的‘枭雄’；在军事上，刘备也不是特别突出的军事家。”“至于运筹帷幄，作为一军统帅，刘备所缺少的正是这种‘聪明秀出’的才能。”“‘拙于用兵’、‘备不晓兵’、‘每战则败’、‘多败少成’，这不但是当时人们在军事上对刘备所作的评语，也是历史为刘备所作的结论。”“所有这些，说明无论在政治或军事上，刘备都不是当时特别突出的人物。”“因而，不是刘备开创了，而是此后诸葛亮开创了蜀国的历史。”（第198、199页）这是《散论》对刘备的总体评价，而史实则是:
刘备在徐州被吕布所逐后，投奔曹操。曹操十分看重刘备，但刘备却暗地里正与董承等合谋，企图剪除曹操。又，益州的刘璋迎来刘备，想请他讨伐张鲁。但是刘备却回军成都，致使刘璋无奈之下开城投降。而刘备则渔翁得利，自领益州牧。这是证明刘备为“枭雄”的两个事例。尽管作为政客，刘备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但是其“正人君子”的面具却已被撕破。
陶谦是徐州牧，刘备投靠了他。刘备在徐州初战曹操即遭大败，但嗣后却仍因陶谦的“遗命”而承袭徐州牧之职！其内幕则很可能是:刘备暗中勾结了陶谦阵营中的反对派麋竺等人，伪造“遗命”，用并不光明正大的手段夺取了徐州。（第206－207页）尽管在政治舞台上向无真正的“光明正大”可言，但是刘备不太为后世人所知晓的“枭雄”一面，却更得证实。
刘备之政治、军事才能也并不卓越:一，刘备虽已取得徐州，却仍然让陶谦的亲信许耽、曹豹、章诳等人统率“丹阳兵”，遂为日后背叛刘备，引吕布袭破刘备埋下祸根。二，刘备让陶谦故将曹豹出任徐州州治下邳之相，而代表自己守卫下邳的，却是勇猛有余、智谋不足，且与曹豹不睦的张飞。这一安排终于导致张飞杀曹豹后，许耽、章诳愤而勾结吕布，充任内应，袭破下邳。三，刘备将“狼子野心”的吕布收留在徐州，并且屯驻要地下邳附近，毫不防备，致使吕布此后得以与许耽等顺利呼应，袭破下邳，进而占据徐州（第210－212页）。
如此等等的典型事例表明，刘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缺乏必要的才能。这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与传统形象颇不相同，但是更为真实的刘备。至于其“私德”，则见于他和关羽的关系发展过程。
史称关羽与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显然亲密无间。在赤壁之战后，刘备取得荆州，并在入蜀后将至关重要的荆州交由关羽独立治理。然而，荆州最终却在关羽手中丢失，令诸葛亮“跨有荆益”的战略步署严重受挫。那么，荆州之失与刘备有无关系？《散论》论云:
《隆中对》的破灭，荆州的失守，关羽不能辞其责。但是，由于刘备与关羽的矛盾，一方面派麋芳、士仁各据荆州军事重地，以监视关羽，终于矛盾激化，在关羽对曹操战争的关键时刻，二人为孙权“阴诱”，背叛投降，以致关羽全军覆没，荆州丧失；一方面却放纵关羽“骄气”的发展，与孙权失和，并坐视关羽和潘、麋芳、士仁的“不睦”，更为重要的是，听任关羽破坏《隆中对》策划，挑起对曹操的战争。对此，刘备似皆若无其事。因而，“除之（关羽）则不足以厌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章太炎在《书》中的看法是大胆的，更是有见地的。（第239页）
刘备用“借刀杀人”的手法来报复关羽对他的“不恭”，而他俩曾经“恩若兄弟”。刘备如此绝情，则其“私德”如何，可见一斑。
《散论》不媚俗，不为贤者讳，而是辩证地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而非“神物”展现在了世人面前。这正是每个史学工作者必须始终为之努力的目标。
二精微考核一丝不苟
《散论》既把握住了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从而得以客观地再现各个人物的真实角色，深得“宏观”历史的三昧。而在“微观”研究方面，也显得同样地出色。姑不论随处可见的，对于史料之真伪的辨析以及舛讹的纠正，而对于史料中出现的专用词语，亦多作详细诠释和细微辨析，致使读者得以更加正确地了解特定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在此仅以与人物之身份类型有关的专名为例，略作介绍。
壮士、剑客陈宫曾对张邈说:“吕布壮士，善哉无前。”司徒王允则“素轻布，以剑客遇之”。是知吕布颇受大姓士族和大官僚的轻视，被看作“壮士”或“剑客”。而一旦深入考这两个专名，便有助于解开吕布早期生涯之谜。
据《汉书》的《东方朔传》、《李陵传》等，“亡命奸臧”和“气力勇猛”是“剑客”的两大特点。“剽轻剑客”之流，即是以武力劫夺他人财物的强徒。而据《后汉书·虞诩传》，“壮士”也是“攻劫者”和“偷盗者”之属，显然与“剑客”的行径相仿。由此可以略窥吕布在并州的早年生涯。（第18－19页）
游侠《世说新语·假谲》谓曹操“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是知曹操和袁绍均曾为“游侠”。荀悦曾对“游侠”定义:“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而曹操、袁绍这类“游侠”，正是“以救时难而济同类”者，亦即为消解当时宦官操纵朝政的灾难，联合志同道合者，组成强大的政治集团。（第32页）
气侠《后汉书·何进传》云:“（何进）以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而袁绍素善养士，其从弟虎贲中郎将术，亦尚气侠，故并厚待之。”则袁术被称为“气侠”。袁术与袁绍虽然并称“二袁”，但是相互敌对，且性格、才能亦有很大区别。袁术之特点则与其“气侠”性格有关。而“气侠”的含义除了“为气任侠”，“好侠尚气力”和“尚侠气”等等特点以外，还有下济人们之难，上赴国家之急的高尚品格，故“气侠”是“游侠”中层次较高的一种。（第123－124页）
轻狡《三国志·吴志·吴夫人传》说:“孙坚闻其（吴夫人）才貌，欲娶之，吴氏亲戚嫌坚轻狡，将拒焉。坚甚以惭恨。”这里的“轻狡”显属贬意，有“无行”之意，亦即相当于今天的“无赖”。同时，“轻”又有“剽”义，即“劫财物”。所以，“轻狡”不仅仅是一般性的“无行”，而是属于打家劫舍的绿林强盗行径。“轻狡”是“轻侠狡杰”的简称，亦即“游侠”中层次最低，“至于为盗贼”的“轻侠”。（第139－140页）
枭雄《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载周瑜之疏云:“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是知刘备有“枭雄”之称。袁绍声讨曹操的檄文谓曹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除忠害善，专为枭雄”；《文选》注云“枭，恶鸟也；雄，强也。言曹操如恶鸟之强也。”故知“枭雄”是个严重的贬意词。对于刘备这个“枭雄”来说，吕布属下诸将的评价“反覆难养”是最好的诠释，即“生性反覆，难于驯养”，所以若不趁早剪除，必遭反噬之祸。（第196－197页）
不难看出，《散论》对这些专名作精细的考察，决非无端的“咬文嚼字”，而是为了更加深刻和确切地把握人物的形象，从而客观地揭示历史的真象。因此，这些考证虽然貌似琐碎细小，却展现了相当恢宏的历史内涵。《散论》为史学工作者如何处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寥寥数语，不足以概括《三国人物散论》的价值以及给予世人的教益；尤其是，囿于笔者的知与识，更不易令读者窥其精粹，甚或误解原著之意处亦在所难免。果然，则责任在于笔者，只能恳请读者谅解了。正值方诗铭先生仙逝一年之际，撰此《读后感》，亦志怀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