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璩《华阳国志》云：“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其上文专章记李冰事，未言造桥。此虽补述，犹曰“长老传言”，固疑之也。
今按，李冰既穿二江“双过郡下”，即不能不跨江造桥，以通行旅。二江者，郫江，自沱江（毗河）分水，至张仪、张若所造成都城西北，绕少城西，折向东流，过城南之市桥与江桥，至合江亭，与检江合。自灌田外，兼具护卫城防与漕转汶山地区竹木财物之用。是为二江之北江。其故迹，验于今地，则为自郫县三道堰，经成都市区之洞子口、九里堤，与今城内之王家塘、洗马池一带低地，出外东莲花池，至望江楼附近合检江。秦城在此江之北，面积不过今城九分之一、二。其商业繁盛区在市桥附近（属秦少城石牛门外）。其下有石犀渊，相当宽深。汉世展拓秦城，合大城、少城作十八郭，此市与渊均仍在市桥门郭外，当时汉民与少数民族市易，不乐在城内受官吏拘束故也。自隋、唐、宋、明，屡徙城址。明、清两代修建砖城时，则王家塘、洗马池一带已包入砖城之内，而别凿护城河以泛竹木（今云油子河）。城内郫江旧迹次第填平，变成街道，每大雨，街水漫流时，此旧河迹部分恒成泽国，有淹没屋基一、二尺深者，其明验也。
李冰二江之检江，远自都江堰内江之宝瓶口外分水，长百余里。即今之走马河，灌、温江、郫、崇庆、双流、新津诸县和成都广大田野之干流。秦时系自今百花潭、十二桥循金河一线，至合江亭，与郫江合。明代筑砖城包金河后，乃更于南门外开护城河，即今南门大桥下河，清代同。城内金河，初亦行船，后渐为沿岸民居侵夺，乃更开拓南门外渠为正流。今则金河渐堙灭矣。冲积平原开河易，可以随时依人意改变河道，其都市土城，亦屡圮，屡筑，移徙不定，故执今地形以求古地名位置者，每每致谬。先了解秦李冰二江旧迹与大城、少城之位置，乃可以考订秦之七桥。
兹先汇录七桥资料，以便审证：
１ 常璩《华阳国志》（依新校本）：“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郫江上曰冲里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大城南门曰江桥，南渡流（江）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上曰笮桥。又从冲里桥西北折曰长升桥。郫江上西有永平桥。”
２ 《水经注》卷三十三：“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门郫江上曰冲治桥。（一本无上曰二字，治作里。）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吴汉入蜀，至广都，令轻骑先往焚之。……大城南门曰江桥。桥南曰万里桥。西上曰夷星桥（一本作“夷里桥”）。下（校作亦）曰笮桥。南岸道东有文学……道西城，故锦官也……又从冲治桥北折曰长升桥。城北十里曰升仙桥，有送客观，……李冰沿水造桥，上应七宿。故世祖谓吴汉曰：安军宜在七桥连星间。”（此则明是引据《常志》而以笮桥为夷里桥之别称，以升仙桥入七数。无永平桥。）
３ 《初学记》卷七《桥总序》云：“蜀有七桥：一，冲里；二，市桥；三，江桥；四，万里桥；五，夷里桥；六，笮桥；七，长升桥。”（此亦明是依据《常志》，未似《郦注》之参杂他书，不用升仙桥。）
４ 《一统志》引李膺《益州记》云：“一，长星桥，今名万里。二，员星桥，今名安乐。三，玑星桥，今名建昌。四，夷星桥，今名笮桥。五，尾星桥，今名禅尼。六，冲星桥，今名永平。七，曲星桥，今名升仙。”（附原注：“按《益州记》与《华阳国志》多不同。《华阳国志》升仙桥亦不在七星之数。”）
今按：李膺从桓温伐蜀，留蜀中颇久，盖与常璩为同时人。而所记李冰七桥与常氏异者，常氏记“故老”传说，李膺记当时星纬家言，《郦注》折衷二家为文。《初学记》则恪遵《常志》也。兹先依《常志》次第，考订各桥名称，位置如下：
冲治桥 《初学记》作冲里。《水经注》官本作治，朱本、赵本作里。赵一清《水经注释》云：“是唐时写本避高宗讳耳。”今按：秦汉制，县域区划，有乡、亭、里。“乡置有秩三老、游徼。”“亭有亭长，以禁盗贼。”“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引《后汉．百官志》。） 《常志》亦云：“故蜀立里多以桥为名。”编户之法，大十户左右为甲。十甲左右为里。地有兴衰，户有增减。增减度过大时，亦每有分并。先有桥，则里因桥为名，先有里，则桥因里为名，此其大较也。秦已建桥，汉始分里，故可推断冲里桥者，原始当单名冲桥。冲即冲途、冲繁之冲字。秦时成都西侧当羌氐、笮、邛出入之冲，（当时临邛入郡自西门。僰自南门，賨自东门，秦自北门。）故正西之郫江桥曰冲。汉立里，因曰冲里。后遂转为冲里桥。宋人刻书者与传写《常志》者，每因唐避治作里，而误会理、里字为唐人避改，遂妄还为冲治桥。犹俗本《史记》、《汉书》，改元元为玄元，说为黑头之义。亦谓古本为避讳改也。
市桥 秦少城正南为石牛门。门外跨郫江有桥，为市桥，为当时各族人民市易处。汉建益州，称为“州市”，谓一州最大市也。《寰宇记》卷七十二云：“市桥，在州西四里。”又引李膺《益州记》云：“汉旧州市在桥南，《华阳国志》云，后汉大司马吴汉征公孙述，述妹婿延岑伪遣鼓角麾帜渡市桥挑战，汉兵争观，延岑纵兵出汉军后袭击，大破之。（在《公孙述志》）即此桥也，七星桥之五。”郑樵《通志》谓古市桥“今曰金花桥”。考石犀渊当即今之王家塘。石牛门当在今宁夏街东武担山与文殊院之间，去金花街、五福桥不远。宋代犹能知其处，今难确定何点矣。
江桥 在大城南门外，尝估其桥址当在今城东北方正街、贵州馆街之间。《寰宇记》云：“南江桥亦曰安乐桥，在城南二十五步（按此谓唐宋之府城）。宋孝武以桥名安乐，寺改名安乐寺。”今安乐寺为人民市场，在盐市口附近，祀蜀后主安乐公刘禅，非古之桥神庙也。
万里桥 在郫、检二江合流处之西跨检江。成都舟运，始畅于此。《元和志》云：“在县南八里。蜀使费祎聘吴，诸葛亮祖之（于此），祎叹曰：‘万里之行，始于此桥。’因以为名。”又“明皇幸蜀过此（《寰宇记》作“适此桥”，义较佳），问桥名。左右以对。明皇叹曰：‘开元末，僧一行谓，更二十年，朕当远游万里外，此其验也。’”范成大《吴船录》云：“在合江亭西。”考合江亭，当在今望江公园附近。万里桥当在今九眼桥附近。检江，亦即锦江，一名流江，《元和志》曰“大江”，云“万里桥架大江水”也。舟行者自此始，故祖饯者恒于此处。费祎所叹，谓使程之远，正如此桥名，非因有此叹而名此桥也，万里之名，当秦已定，取长江万里为义。《寰宇记》云：“在州南二里。亦名笃泉桥。桥之南有笃泉也。……七星桥之二。”今按“二里”上疑脱十字。或二为八之讹。所举费祎、玄宗两故事与《元和志》同，则道里不能远异。宋之州城距此，亦不能是二里。所言“笃泉”，疑即今之“薛涛井”，本名“笃泉”，清人傅会为薛涛故井也。成都郊区皆饮江水，渠水，不作井泉，惟此有一井泉，故知其为笃泉也。万亦为姓氏字，亦可疑“万里”是里名。
夷里桥 故址当在今盐市口南，跨金河（检江）。本曰夷桥，汉立夷里，遂称夷里桥也。夷字本义训大，训平易，又为姓，齐大夫有夷仲年，又与彝通，不必即为“蛮夷”义。
笮桥 常氏夹叙在七星桥之间。《益州记》、《水经注》，皆以为即夷里桥。《寰宇记》云：“笮桥，去州西四里，一名夷里桥，又名笮桥，以竹索为之。”今按：李冰七桥皆木制之板桥，可行车马。惟此附郭七桥外，乃仍旧为竹索桥，夷里桥决非竹索为之。李冰于成都通临邛道上各渡口皆作笮桥，明着《常志》。其出少城赴临邛之第一笮桥，正跨检江，当在夷里桥上方赴临邛方向，疑是今草堂寺外龙爪堰处，虽李冰作，不在七木桥内。吴汉入蜀，蜀人坚守夷里、万里二桥，军不得渡。故上趋笮桥。延岑乃以鼓角、旗帜，大出市桥，趋夷里，若欲击其后者，汉军争东向夷里御之，延岑乃以奇兵向笮桥击其后方，故大败之，汉堕水，援马尾得出。其时笮桥亦已易木桥，而市桥江桥皆易为石桥矣。今成都南郊四十里，有地名簇桥，亦非秦之笮桥，秦笮桥当跨检江。
长升桥 按《常志》，当在少城西北，跨郫江，约在今洞子口附近。
永平桥 按《常志》文，当在郫江更上游，今踏水桥附近。旧地书于此两桥无所称述。兹订为如此位置者，如此乃合“上应七星”语。北斗七星特明朗。其四星排列略成四方（微作梯形），是为斗勺。其三星排列微弧，接于勺，为斗柄。李冰七桥，市、江两桥跨郫江，万、夷两桥跨检江，亦略成四方形，似斗勺。冲里以西北三桥，皆跨郫江上游，配合恰似斗柄状。如此乃与“七星”形位相应，否则不为“相应”。此应字，只能是相类似之义。北斗七星，斗勺之前端二星为天枢，其间作直线引长更约七倍距离处为北极星（北辰），正当天心，亘古对地面位置不变。北斗七星与其他星群则每昼夜对地面旋转一次（实即地球自转所见的天象），每月之同一时间，斗柄所指的方位又不相同。每一周年，斗柄回指一定方位（实即地球公转所产生的天象）。上古人类，便依据它转向的方位，定出年、月、日、时的历法来。李冰所造七桥，形位与斗宿七星相似，惟不能旋转如斗，每日仅瞬刻与之相应。李冰当时随地理形便造桥，恰有形似北斗之排列。后人遂饰为“上应七星”，传播于蜀人之口，常璩从而采入于书耳。笮桥位置与七星排列不相应，而与万、夷两桥同在检江上，故夹述及之。
升仙桥 即今之“驷马桥”，本汉城咸阳门外护城河桥。张仪筑时应已有木桥，非李冰造。唯郫、检二江上木桥，工程较大，或是李冰造耳。此桥既非跨郫检江，又不与七星排列位置相应，即不当在七桥之内。（《水经注》误入于七星桥。缘《益州记》误。）
李膺《益州记》久失传。唐宋人每多引之，文不尽同。如《寰宇记》谓南江桥为“七星桥之一”，万里桥为“七星桥之二”。市桥为“七星桥之五”，余四桥无名次，但有“夷里桥又名笮桥”，不言七星桥次，而与《一统志》所传《益州记》“四，夷星桥又名笮桥”之文正同。故知其出于《益州记》也。然《一统志》所传《益州记》之桥次为一万里桥；二安乐桥（按《寰宇记》，安乐桥即江桥）；三建昌桥，谓即长升桥，其下突然跃越至斗柄中，显有未合，疑原是夷里桥；其四为笮桥，而五为市桥（禅尼桥），顺序乃合，然则李膺本语固以笮桥入于七星与《水经注》同也；其六为“冲星桥”，沿市桥溯郫江而上，次叙合。其七为升仙桥，又不合如上所述。可疑所云“李膺《益州记》”，亦只是后人所妄讬。即如长、员、玑、夷、尾、冲、曲等星名，亦非天文诸书所固有，不得为李膺实地考察之言矣。
若《常志》文，“上曰笮桥”四字为自注语，则从江桥为斗魁第一星起，次万里、夷里、市桥为勺。次冲里、长升、永平三桥为柄，以象北斗，殆似之矣。
综上言之，可得下之结论：“上应七星”之说。除形似外，不能有其他意义。既云：“（秦城）西南两江有七桥……上应七星。”即不得有升仙桥（驷马桥），亦不得有笮桥。笮桥虽亦在检江，与七星不相应，亦非如七星桥之为木桥，常文本自明白。后人转引讹谬，以升仙亦为木桥（汉世笮桥亦为木桥），而永平桥远（或已坏），说者不知，亦不细审常文，致昧七星之义。
《五行志》
成帝鸿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鸣，声隆隆如雷。有顷止，闻平襄二百四十里。……是岁，广汉钳子谋攻牢。（颜注：“钳子，谓钳徒也。牢，系重囚之处。”）篡死□囚。郑躬等盗库兵，劫略吏民。衣绣衣。自号曰山君。党羽寖广。明年冬，乃伏诛。自归者三千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