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一代贤相，是封建社会最卓越的政治家。可是，自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问世后，诸葛亮的形象更加引人注目，他几乎成为封建社会理想的“完人”，代替了历史人物而在社会上发生着巨大深远的影响，被不同时代的领导者奉为榜样和楷模。
在诸葛亮这个人物身上，感人动人的因素非常多，这里着重谈起自爱和爱人。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无论是做隐士还是任丞相，始终遵从自爱爱人的准则。早年的诸葛亮，是个至贫至弱的男孩。幼年时期，他父母双亡，从8岁起，就由叔叔诸葛玄悉心抚养。后来，为了逃避战乱，又离开自己可爱的家乡，跟随叔叔踏上了千里南下的艰难道路。几经风雨，几多坎坷。他们叔侄好不容易来到荆州，有个安身立命的去处，谁料好景不长，叔叔又因病去世了。人世茫茫，举目无亲，一个外乡的飘零者何去何从？从小说的描写看，诸葛亮没有在逆境中退化，消失。相反，困难强化了他奋飞的羽翼，孤独激发出灵感和智慧，他以惊人的毅力，从悲愤中抬起男子汉的头，隐居隆中，躬耕自食。
高尔基曾经说过：“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诸葛亮在隆中，珍惜自然，保护生态，美化环境，可以说他是一位美的生活的组织者，美的生活的引导者，美的生活的感受者，美的生活的创造者。尽管社会大环境四方云扰，战无休时，然而隆中小天地却是人杰地灵，情景异常。那里的人勤劳，智慧，古朴，文明，人际关系亲密和谐，天空中时时飘扬着劳者之歌，智者之歌。这里常来常往的有司马徽，徐庶，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他们都有惊人的才智，都为隐士，又公认诸葛亮为可安天下的奇才，而且司马徽和徐庶多次极力向刘备推荐孔明。隆中荷锄耕作的老农，具有勤劳的本色，很好的修养气质，对诸葛亮都非常了解与爱戴。至于诸葛亮的家属和家童，一个个让人感到亲切友好，层次很高，正如毛宗岗在第37回评论说：“孔明之童，则极其古淡；孔明之弟，则极其旷逸；孔明之丈人，则极其清韵。”古人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葛亮拥有这样的人际关系，环境氛围，确实令人向往。
隆中的景物更为诱人，那里“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竹交翠。‘作品中还有一首单道卧龙岗的诗：
襄阳城西二十里，一带高岗枕流水；
高岗屈曲压云根，流水潺潺飞石髓；
势若困龙石上蟠，形如单凤松阴里；
柴门半掩闭茅庐，中有高人卧不起；
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时篱落野花馨；
床头堆积皆黄卷，座上往来无白丁；
扣户苍猿时献果，守门老鹤夜听经；
囊里名琴藏古锦，壁间宝剑挂七星；
庐中先生独幽雅，闲来亲自勤耕稼；
专代春雷惊梦回，一声长啸安天下。
作者安排这些内容，写景写人，很好的表现了诸葛亮的心性气质。他所精心营造的隆中，确实是个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的至美境界，又映照出自尊自爱的心理和品性。
隆中，山美，水美，人更美。诸葛亮在隆中保持着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他自尊自爱自强的结果，是他放射的凝聚力使他成了这种自由群体的当然核心，诸葛亮在家难中度过少年时代，于漂泊中迎来青年时代，他正视自己，直面自己，倾听自己，感受自己，追踪自己，不断与自己沟通，放弃对自己的严控，适时恰当的表现自己。在隆中，他发奋学习，到20岁左右时，就已经精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医理、地理、天文、科技等学问，成为博学多识，才华超群的人物。他常以先贤管仲、乐毅自比，周围的人则把他比作周朝的姜子牙、汉代的张子房，称赞他为“天下第一人”、“绝代奇才”。
在隆中，诸葛亮勤奋学习，广交朋友，适应社会，发展自己，重视行为修养，也不忘仪表风度，被人誉为“南阳美丈夫”。他身材高大，脸色红润，头上经常戴着青丝带编成的精美头巾，身上穿着用漂亮鸟羽制作的外衣，“”。真是潇洒飘逸，气概非凡。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年轻貌美，才华横溢的隆中骄子，并没有目空一切，滥情与色的恶习。小说中写道：“武侯之妻，貌甚陋，而有奇才，上通天文，下查地理，凡韬略遁甲诸书，无所不晓。武侯在南阳时，闻其贤，求以为室。”以至旁人议论说：“莫学孔明择妇，独得阿承丑女。”他一生一娶，伴一而终。这种婚恋观及其对爱情的忠贞不二，显示了本人的自尊自爱，也赢得了别人的钦佩和敬重。
从诸葛亮出场前后的具体细节描写看，他非常注重自己的风度美，衣着、言谈、举止、交游等，都非常讲究，不带任何世俗气。读者可能会清楚地记忆着：诸葛亮从隆中决策到秋风五丈原，整个人生历程中有潇洒自如的一面，有文雅端庄的一面，有豪放雄健的一面，也有沉稳持重的一面，他是立体的、多元的，也是统一的。尤其可贵的是，他不论在某一时段内表现出以什么为主的美的风度型，又总是给人一老练、沉着、威严和强悍感，以其风度美的崇高特征辐射出强大的磁力，紧紧吸引住周围的人们。
诸葛亮隐居时，是位才优貌美的帅哥，可是他不搞“毛遂自荐”，轻易投奔当时的风云人物；没像蒋干那样自吹自擂反被人玩弄于鼓掌之上；也没有像扬修那样将才气投入领导的家族争斗，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生活在乱世，时时关心世道，也时时关爱自己。在他并不深知刘备而徐庶又把他推荐给刘备时，他闻言作色，对朋友做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即便在他决定出山辅佐刘备时，还向弟弟诸葛均交代说：“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成功之日，即当归隐。”这些，都表现出强烈的自尊和自爱。
当诸葛亮心灵的门窗被刘备的真诚和大志敲开以后，他放弃了对自己的严控，开始表现自己，把自己推向广阔的社会，与复杂的人事接触，为崇高的理想奋斗。
善自爱者能自强，知爱人者为人爱。诸葛亮自从走出隆中，登上社会的大舞台，一直放射着“仁爱”与“自爱”的光照，立功力德立言，最终超越肉体的小我，成了永垂不朽的“正果”。
《三国演义》作为特定时代文化的产物，是在中国古老的传统哲学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其中的主要人物必然体现传统哲学的基本倾向。中国古代哲学高度重视人际关系的解决，十分重视“和”的观念，“和”被看成万物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动力。“重和”，是《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行为的突出表现之一。在隐居隆中时，他就创造出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和美环境。“隆中决策”是天下三分的奠基理论，也是诸葛亮“重和”观念的充分体现。
小说由此开始直到秋风五丈原为止，诸葛亮一直遵循这一基本国策，在大小近百次战争较量中形象地展示了整体动态平衡和“和战观”。“和”是为了“战”，“战”最终还是为了“和”，和战之中都带有调整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的内容。
“重和”，导致中国古典美学重点在人，在人格美的探讨的塑造中发展。重德，重人的修养，使道德被赋予人的血液和生命的意义，人格美即道德美，政治、伦理、审美统一于一体，统一于人的审美之中。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极重道德培养，放射着人格美的光辉。他走出隆中后，一直任要职，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不在小。特别是白帝托孤后，他已经成为蜀汉的“一把手”。职权给了他风光，他也经受着职权的考验。诸葛亮出山时，刘备处于“失势众寡，无立锥地”的境况，诸葛亮自己也说是“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诸葛亮审时度势，施展才智，协助刘备作出一系列正确的决策，使他转败为胜，由弱变强，占荆州，据襄阳、称帝于成都……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开创了兴旺发达的新局面。为了巩固蜀汉政权，诸葛亮革去了一些东汉的恶政，“明赏罚，精攻心，善扬能”，采取“以严治蜀”的方针，使自己的国家在当时的三国中很有条理，颇具特色。刘备死后，诸葛亮受托孤之命，集中权力于一身，但后主并不感到他的威胁，朝臣并不感到他有僭越，国内始终保持着和睦稳定的状态，他成为我国封建制度下非常少见的不被君主所忌、同事所谏的善始善终的丞相。在处理君臣关系上，诸葛亮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应该说，小说中的诸葛亮达到了封建时代领导者自我道德修养的最高标准。他认为；“人君先正其身，然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死乱变。”在人生实践中，他继承中国式的古代人文精神以“正心齐家”为出发点的伦理规范，加上以“治国平天下”为核心和落脚点的政治理想，强调个人“正身”对领导效能的影响。诸葛亮虽然位高权重，但很注意发扬民主，虚心听取大家意见，鼓励大家直言。毛泽东曾说：“诸葛一生唯谨慎。”虚心谨慎是诸葛亮的一大特点，也是他能上下融洽，少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谨慎并不是谨小细微，失去勇敢和机智。“空城计”是他大智大勇的表现，制作“木牛流马”、“八阵图”又是他创造性的发挥。诸葛亮在这些相冲突的品质中掌握得如此之好，是很不容易的。在诸葛亮的领导行为中，还有勇于承担责任的一面。作为领导者不可避免会有所失误，当出现失误时，是责怪下级，一股脑儿地把责任推给别人，还是自己承担责任，这是对领导者的考验，也是领导者能否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诸葛亮在错用马谡后“引咎则躬，布所失于天下”，又请求“自贬三等”，并向大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自今以后，诸人有远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责吾之短，则事可定，贼可灭，功可翘足以待矣。”在个人生活上，诸葛亮不贪不淫，持身严谨。出山前，以躬耕自食；出山后，高官厚禄，仍过着淡泊的生活，所谓“随身衣食，悉仰于官”。在弥留之际，仍强调：“臣死之日，不使内有玉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这是他自爱爱人的又一表现。在个人生活问题上，他可谓“溺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既无刘备一夫多妻的表现，更无曹操战时寻*的行为。为其不贪不淫，才令人信服，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
对人，诸葛亮表现出浓郁的领导情感。他关心民众的疾苦，立志要“救生灵于涂炭，到处平夷”。他重视人的作用，注意调动将士的积极性，不虐待士卒，不妄杀俘虏，这些在作品中到处可见。在外交事物上，他公私分明。出使东吴时，面对哥哥的埋怨，他作了这样的情感剖析：“弟既事刘皇叔，理宜先公后私，公事未毕，不感及私。望兄见谅。”这种无人监督下的自尊自爱和自重，能不令人感怀和敬重吗？街亭失守后，他“大惊”，他“长叹”，心里搁置着沉重的感情包袱。可是，在安排撤退时，他“差心腹人，分路报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官吏军民，皆入汉中，又差心腹人到冀县搬取姜维老母，送入汉中。”临危不忘三郡军民，逢难虑及部将家属，滚滚战尘中充满浓郁的人情味。惜军心、爱民意，亲友情凝为一体，是诸葛亮形象有着无穷的魅力。安全撤退后，赵云有功，他赏；马谡有罪，他斩；自己有错，他贬。功过分明，赏罚得体，情感无私。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句话。后来，它成为警句和名言，成了无数个忠公体国者的信条。诸葛亮立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履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承诺，表现出崇高不朽的敬业精神。隆中决策后，诸葛亮向刘备表示：“将军既不相弃，愿效犬马之劳。”此后，他为着实现急定目标，冒者生命危险，斡旋于孙权集团，精诚合作周瑜，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基础。占据益州后，他审时度势，以严治蜀，为新建之国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刘备的一意孤行，损伤了国家元气，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安居平五路，保障国家安全，一心一意恢复和发展国家实力。
从后主即位开始，《三国演义》描写诸葛亮形象时，多爱用“亲自”之类的字眼。“安居平五路”，他亲自秘密调兵遣将；在成都，事无大小，他“皆亲自从公决断”；远征南蛮，他力排众议亲自率兵；南征刚刚班师，他又上《出师表》，决心率部北伐，后主劝阻，诸葛亮说：“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未尝有怠。今南方已平，可无内顾之忧；不就此时讨贼，恢复中原，更待何日？”
在同司马懿大战的日日夜夜里，诸葛亮忧内患外，劳心费神，发明“木牛流马”，制造“火箭”、“地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身体渐渐露出了下世光景。连对手司马懿都为之感叹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主簿杨隅不忍其过度超劳，劝他不要亲理细事，诸葛亮为之感动，哭着解释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从科学管理角度说，诸葛亮犯了分工不明和不能信任他人的错误。但是，就强化起负责态度和敬业精神看，这些都是催人泪下，过目难忘的故事。
在抗敌前线，诸葛亮的身体每况愈下，常“扶病理事，吐血不止“。外忧内患的时局，六出祁山的挫折，致使老臣病入膏肓，安排好军国大事后，还强支病体乘车遍视军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此刻，他同朝夕相处的将士永别，他同自己的事业撒手，他同自己的生命长决，怎能不会“彻骨生寒”？其死前的对天呼语：“我不能临阵讨贼矣”，更是从心灵深处吐露忧思悲情，真切地表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气度、丰韵、精神，堪称妙笔。这部分文字，不仅写出贤相末路，也暗示蜀之末路，不仅见壮志，而且见其遗恨。其景悲，其语悲，其人悲，悲婉之情寓于秀丽之美，可谓感人至深。
由于罗贯中的天才创造，他的《三国演义》成为一部发愤抒情、济事育人的经典；他笔下的诸葛亮不是完人，近似完人，成为历代学者说不完的话题。诸葛亮坎坷的人生历程，忘我的敬业精神，超人的智慧才华，炽热的领导情怀，以及那令人回肠荡气的《出师表》和临终遗言，都在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匡正下，凝聚成具有典型意义的领导行为，为我们研究领导者的素养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标本”。走近诸葛亮，便能领略古代管理文化的苍劲与淳朴；走近诸葛亮，便能体验古老文明活动的悠久与蓬勃，感悟古代学者智慧的深邃与高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