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我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与中原和长江流域的汉族之间联系日益密切，民族融合的趋势空前加强，这种融合对历史的影响日益扩大。
多种形式的民族策略
魏蜀吴三国实行的民族策略各有特色。
曹魏的胡汉联治和内迁策略。曹魏境内的民族较多，民族关系最为复杂，其中主要是与乌桓、匈奴、句骊的关系。北方由于常年战乱，许多人被迫流亡到少数民族地区，而乌桓又乘乱“寇暴城邑，杀略人民”。因此，曹操在打败袁绍后，以清除袁绍残余势力为名，兴兵北征乌桓，取得胜利，设乌桓校尉对其进行监督管理，同时保留乌桓人原来的首领，实行胡汉联治。
对于匈奴，曹魏常招引或强迁其民入居内地。公元202年，曹操派钟繇率军围攻南匈奴呼厨泉单于于平阳，使之内附，尔后用分散和限定居住范围的办法来控制和削弱他们。呼厨泉单于后来入朝于魏，曹操把他留在邺城，使其右贤王去卑回平阳管理所辖各部。并把并州匈奴分为五部，每部择其贵族为帅，另选汉人为司马进行监督，其民同于编户，如此，单于廷虽在平阳，五部帅也分驻五部，但其家小皆在晋阳，实权落到匈奴上层与曹魏的遣使五部司马联合统治机构的手中，这是内迁与胡汉联治的结合。
蜀汉的“攻心为上”及以夷制夷策略。蜀汉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在对南中地区的西南夷上。蜀汉初期在南中的统治极不稳固，南中时叛时降。于是诸葛亮率军入蜀平叛，采用马谡“攻心为上”的策略，七擒七纵孟获，实行政治安抚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政策。由于策略得当，仅用九个月时间便取得南征的彻底胜利。平叛后，诸葛亮在南中推行“以夷制夷”的政策，改南中四郡为六郡，选派熟悉南中情况的得力官员任郡守进行监管。大批地位较低的官员从夷帅中选任，一些少数民族的头面人物，被迁到成都中央做官。以夷制夷策略实施后，南中的局势稳定下来，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蜀亡。
孙吴强制山越人出山、为我所用的策略。孙吴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山越，山越是古越族的遗支，在山中据险自保，不服役纳税，且不同外界往来，封闭的环境使其生产力水平较低。吴政权曾多次派军队对山越人进行掠夺性征伐。特别是公元234年到公元237年，诸葛恪对丹阳郡山越人进行了大规模围攻。吴军所到之处，抢掠即将成熟的庄稼，烧毁民房，使山越人无法在山中继续生活，他们“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被迫出山者有10万人。诸葛恪挑选其中身强力壮的男子4万名补充军队，余者编入郡县的户籍。
效果各异的民族策略模式
三国的民族策略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模式：
各民族和谐共处模式。曹魏的胡汉联治，蜀汉的以夷制夷即属于此类。每个少数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习俗。中心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融合过程中只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睦共处、平等相待，才能真正促进民族间的融合与共同发展。正如平定南中后诸葛亮所虑：“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破伤，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这就是诸葛亮在南中实行以夷制夷政策的原因和依据，而此策实行的结果也是南中出现“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经初定，夷、汉粗安”的局面。
曹魏平定乌桓后，对其实行胡汉联治，保留乌桓人原有的首领，设乌桓校尉进行监管，并以武力作为后盾进行威慑。曹魏因此能够“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对匈奴的管理也与之相类，匈奴上层与曹魏遣使五部司马对其部众进行共同管理。
这一模式既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又减轻了少数民族的抵触和反抗，在自然融合之中，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实现经济、文化的交流，双方和谐相处，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
带有强制色彩的准和谐模式。曹魏的内迁政策是这一模式的典型。魏国迫于劳动人手的不足，经常招引和强制少数民族入居内地。人居内地的少数民族，曹魏在统治上采取胡汉联治，但在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上，往往强迫少数民族放弃原有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像汉人一样接受统治者的剥削。如平定匈奴后，让内迁的匈奴人纳税服役，胡狄“以为勇力吏兵……部曲服事供职，同于偏户。”匈奴人被迫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完全变成曹魏的士家。曹魏还把内迁的少数民族作为防御蜀汉的前哨和缓冲区，“魏兴之初，与蜀分隔……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讨叛氐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继武阳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扦御蜀虏。”
剥削、奴役、利用和压榨的民族政策，势必要激起内迁各族的反抗，致使民族关系存在紧张的一面。魏国少数民族屯田客的反抗是比较激烈的，“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这些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是不利的。
强制性较突出的不和谐模式。孙吴政权强迫山越人出山，手段较为残暴。吴国的这一做法，主观目的是为了增加劳动人手，对山越人进行盘剥，当然在客观上也打破了山越人的闭塞和落后，推动江南经济的发展。但在当时情况下，吴国的民族反抗比较激烈，其程度比曹魏要严重得多。“民户损耗……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所以进行生产十分困难；士兵“生则困苦，无有饱暖，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故越人痛恨服役，“小有财货”者“倾居行赂”逃避徭役，而大部分贫穷无力行贿者则“进入险阻，党就群恶。”屯田客也以生子不育作为反抗的手段。而“父子相弃，叛者成行”更是司空见惯。这些问题不但严重削弱吴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且致使其政治更加黑暗，危机四伏。
和谐的民族关系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和谐的民族关系模式之下，民族对立和冲突相对淡化，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的趋势加强。魏蜀吴三个政权的民族策略，对三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给后世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秦汉时期，汉民族基本形成，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汉族成为中心民族，占据肥沃、富庶的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较高。周边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共同创造着古代中国的历史。这一进程发展到三国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鼎立的魏、蜀、吴要想壮大自己，压倒对手，就不得不调整内部关系，特别是与境内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这就在客观上推动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接触，促进他们之间的融合。尽管魏、蜀、吴三国具体采取的民族策略不同，产生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异，但都不同程度的改变了少数民族的封闭与落后，使他们接触到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对于推动这些民族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所以纵观三国民族关系的历史，民族融合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流，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二，自然同化优于强迫同化，和谐模式优于不和谐模式。
自然同化是不借助于暴力或者强迫手段，不同民族通过自然接触，在较为平等的基础上，落后民族接受先进民族的影响，从而推动本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自然同化有助于打破民族间的壁垒，在和睦共处的前提下有利于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和交流，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属于各民族和谐共处模式的曹魏的胡汉联治，蜀汉的以夷制夷，就是在保留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基础上，给予其一定程度的自治，从而达到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目的。
强迫同化一般借助暴力或者强迫手段，强制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或社会习俗，而接受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或社会习惯。这种同化是在民族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它必然带来民族歧视和压迫，造成民族隔阂，势必激起被同化民族的抵制和抗争，导致民族关系紧张。曹魏强迫内迁和孙吴强制山越人出居，就遭到较为剧烈的反抗，造成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比较多，反映出民族关系欠和谐或不和谐的一面。
因此，民族融合只有在民族平等、互相尊重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进行，自然同化是民族融合的必由之路，和谐相处是民族繁荣的必经之途。
第三，民族团结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础，也是各民族保持特色的先决条件，更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
魏蜀吴三国民族策略的共同点是客观上都有利于促进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接触，虽然这种接触的强制程度有所不同。如果没有这种接触，很难想象乌桓骑兵的威武，也不会有诸葛亮“赦孟获以服南方”的佳话，更看不到发展江南经济时越人的贡献，所以接触一了解一团结一融合成为三国时期民族关系一套完整的程序。在各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文明，同时各民族自身也相应地得到长足的发展，各民族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特色才能够得以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