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科》是法正大人参与制定的蜀汉的基本法典，这里作一点小考证吧。以下全是比较学术的内容，大家耐心看。
汉末三国时期，曹操制定新科、甲子科，刘备命人制定蜀科，孙吴则有科条、科法及盗铸之科等。“科”是汉朝的一种法律形式，效力位阶相对较低，排在律令之后。
《三国志·伊籍传》云：“（伊籍）后迁昭文将军，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关于蜀科的制定，全部史料悉在于此。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证。
第一，蜀科的制定时间。
关于蜀科制定的时间，可以首先确定两个时间点：一，建安十九年夏，刘备定成都；二，建安二十五年，法正死。蜀科的开始制定，在此之间。其次需要确定的一个时间点是，伊籍何时迁昭文将军。根据《三国志·伊籍传》记载，升官之前伊籍出使江东，“籍适入拜，权曰：‘劳事无道之君乎？’”孙权称刘备为无道之君，说明当时两人正在交恶。而刘备、孙权交恶，在建安二十年。年底，刘备“使使求和”。伊籍出使江东，很可能就是这次。因此，可以确定伊籍迁昭文将军至早在建安二十一年。
另外还有两个因素可以参考：一，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蜀汉官员升官多在此时；二，制蜀科的五人，除伊籍外其余都先后当过尚书令或曾录尚书事。由此可见，另外四人参与制定蜀科可能是先后加入而非一起参与的。譬如，李严在章武二年之前一直担任犍为太守，还在任内平定辖区的叛乱，很难想象他在此期间能够参与蜀科的制定。所以，蜀科的开始制定极有可能是法正担任尚书令（即建安二十四年）之后的事情。而制定完成，则可能是在章武二年李严担任尚书令之后。
因此，可以大致推定：蜀科开始制定的时间，大约是建安二十一年（216年）至二十五年（220年）之间，极有可能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而制定结束，则可能在章武二年（222年）以后。
第二，蜀科的制定人员。
蜀科制定人员，可以列表如下：
人员
籍贯
所属集团
216至222年官职变动情况
诸葛亮
琅邪
荆州
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
法正
扶风
益州流寓
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尚书令、护军将军
刘巴
零陵
益州流寓
左将军西曹掾—尚书—尚书令
李严
南阳
益州流寓
犍为太守、兴业将军—犍为太守、辅汉将军—尚书令
伊籍
山阳
荆州
左将军从事中郎—昭文将军
其中，法正、刘巴、李严三人是前后相继的尚书令，这个顺序也与《伊籍传》中三人的排序相同。而且，在升任尚书令之前，三人的官衔都并不高。由此，更可以印证这个立法班底是以诸葛亮为领导，以伊籍贯彻始终实际作业，历任尚书令先后参与的立法团队。因此，陈寿才会将蜀科之制安排在《伊籍传》叙述。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五人之中没有一个是益州本土人士。由此不难想见蜀科对蜀汉不同势力集团的倾向性。
第三，蜀科的分卷问题。
《三国志》及裴注都没有提到蜀科是否分卷。《三国志辞典》“蜀科”条却标明：“蜀科，书名。二卷。”不知何所据。另外，《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刘巴”条称刘巴“撰有《季汉科令》二卷，其书久失传”。承蒙该词条撰写人甘建华先生赐教，出自今年刚出版的《湘人著述表》。而后者的依据为何，则又不得而知了。笔者翻遍历代经籍志、艺文志及清人的《三国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彭玉麟纂修《衡阳县志》，也没有找到刘巴撰“《季汉科令》二卷”的出处，或许别有所本。另，《诸葛亮集》存目倒是有“科令上”、“科令下”二卷，或许以讹传讹，成为以上两种辞书的错误源头也未可知。关于《诸葛亮集》的科令上、科令下的性质，当是“但取其文之涉于科令者”，“若五人合撰之科条，则典守在官，自不得编入本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