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借荆州，本是不争的史实，大凡接触过三国故事的全都知晓。近读黎东方先生的《细说三国》一书，才知对这一史实尚有不同的看法。
《细说三国》第十九章叫做“荆州问题”，作者在这一章里讲到借荆州，说“借荆州”是孙权自己或他下面的文人，造出来的“虚构故事”，实际上并不存在。
黎东方先生据称是梁启超的门生，在史学上得梁任公真传。抗战末期，他曾在重庆开讲三国，以卖票的方式演讲，一连讲了十天，在当时颇有影响。后去台湾，１９９８年初以９２岁高龄逝世于美国。他生前计划写出从史前到民国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已写出《细说清朝》等书。《细说三国》这部书，黎先生生前已在台湾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将其刊印大陆版，同年１２月第二次印刷增至１２０００多册，可见此书的销路是不错的。正因为如此，更有必要对借荆州虚构之说作点文章，以正视听，还它一个历史的真相。
孙权编造之说不符史实
《细说三国》作者认为，借荆州是孙权方面编造出来的，其动因是孙权方面对刘备在荆州得势不满，目的是为了掩饰孙权背弃吴蜀联盟、袭击关羽的行为。
书中说，赤壁之战后，刘备乘周瑜攻打江陵之机，南取了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而孙权只得了江夏郡和半个南郡按：原属南郡的襄阳、宜城等为曹操所有，那只是南郡的一小部份，吴江夏郡倒真是只有半个，其北部为曹魏所有，黎先生把曹魏的江夏郡送给了孙权。黎先生说因为刘备得了荆州的四个郡，孙权只得了一个半，孙权于是觉得刘备白占了便宜。之后，刘备表荐的荆州刺史刘琦病亡，刘备叫部下公推自己为荆州牧，事前未曾与孙权商量，孙权认为刘备越来越过分了。
接着，黎先生这样写道：“孙权不甘心，两度为了荆州几郡的地盘，与刘备失和。事后，他自己或他下面的文人，就造出一段‘借荆州’的虚构故事来，以掩饰孙权背弃同盟、袭击关羽的丑行。”
黎先生有些话拿来分析赤壁之战后孙权的心态，似乎有一些道理，拿来作为“借荆州”虚构说的依据，则未免主观臆断色彩太浓了。
公元２０８年冬的赤壁之战，孙刘联军打败曹操，唱主角的是吴军都督周瑜，起主要作用的是孙吴一方，而赤壁之战后刘备在荆州占的便宜却比孙权要大，孙权不甘心，吴人心里不舒服，这是很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史书中对此未有明显表述，只论述刘备占有江南四郡后，孙权开始对刘备有所畏惧，于是将自己的娇妹嫁给刘备，成了刘备的二舅子大舅子是孙策，已亡，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巩固孙刘联盟。《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对此记载得很明白：刘备占有江南四郡后，“权稍畏之，进妹固好。”至于刘备做起荆州牧，事先是否曾与孙权商量，也史无所载。孙权对此是不是会有所不满，按情理分析有可能。刘备也许已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自己做起荆州牧后向汉帝表举孙权为徐州牧，以示安抚。孙权领了刘备的情，如有不满大概也会消除。史书中并未见到孙权不领刘备这个情的记载。
孙权对刘备的不满，不在于刘备攻取了江南四郡，又做起了荆州牧，主要在于借荆州之后刘备推故不肯归还。孙、刘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借荆州引起的，而借荆州史实凿凿，决不是孙权或其下面的文人虚构出来的。
关于刘备借荆州，《三国志》周瑜传、鲁肃传、程普传等均有明确记载。公元２１０年周瑜攻下江陵后，孙权任命他为南郡太守。时刘备立营公安，想把战略要地南郡拿到自己手上，于是去京口今江苏镇江见孙权，求借荆州。周瑜上书孙权表示反对，建议乘此机会把刘备软禁在东吴。孙权从联刘抗曹出发未予同意，也没答应刘备要求。不久周瑜病故，由鲁肃到江陵接替周瑜职务。鲁肃一向主张联刘抗曹，东吴群臣中只有鲁肃劝孙权借荆州给刘备。所以到鲁肃接替周瑜后，鲁肃主张才被孙权采纳，刘备借荆州才真正借成。这都是发生在公元２１０年的事。东吴由于借出荆州，鲁肃由江陵改屯陆口今赤壁市西北陆溪口，陆水入江处。也正是由于“权分荆州与刘备”，周瑜死后由江夏太守改任南郡太守的程普，仍为江夏太守。
刘备借荆州，在先主传里裴松之所引《江表传》也记述得很清楚。如果说《江表传》因是吴人所作，有“孙权下面的文人”造假之嫌，那么，作《三国志》的陈寿可不是吴人。陈寿写《三国志·吴书》，是参考了吴臣韦昭的《吴书》，在借荆州这件事上，陈寿大概也不至于上了韦昭这个孙权手下文人的当。陈寿本身既是晋臣，又是三国时代人，对三国大事应该是基本清楚的，而且他不是私家撰史，写出后是要经晋国君主和大臣们过目的，他著三国史时不少三国时代人尚健在，不可能对借荆州这件事都疏忽了，被“孙权或他下面的文人”骗过去了。
东吴毁盟袭羽自有原由
黎东方先生说：孙权自己或他下面的文人，所以要编造出一段“借荆州”虚构故事，是为了掩饰孙权背弃同盟、袭击关羽的丑行。这也与史实不符。
孙、刘两家结盟，共同对付曹操，是出于当时形势的需要。双方在战略上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其不同之点，在荆州问题上就反映出来。孙权最终听了鲁肃的劝说借出荆州，本不太情愿，为了结好刘备共同对付曹操，只好暂时割爱。刘备借荆州，主要是为了得到南郡这块战略要地，以更好地在荆州立足，发展其势力，最后实现从荆、益两路出兵打败曹操、兴复汉室的目的。荆州是刘备的命根子，借到了手他本是不打算归还的。而对孙权来说，荆州是其立国的屏障，借出去只是权宜之计，可不能让刘备久借不还。于是，双方围绕荆州归属产生磨擦，联盟内部的矛盾不断加剧，最后导致孙权背弃同盟，结好曹操，袭击关羽，以不太光彩的手段把荆州夺了回去。这些都是史实，不存在为了掩饰背弃同盟、袭击关羽而制造借荆州“虚构故事”的问题。
孙权背弃同盟，是在公元２１７年春曹操大举进攻东吴的时候。当时孙权在曹操的大举进攻下，派使者向曹操乞降，表示愿意臣服于魏。曹操表示肯首，愿再结婚好原先孙策称霸江东时，曹操曾将其女嫁给孙策与孙权之弟。这件事是曹、孙之间悄悄进行的，未让刘备方面知晓，也不会让刘备或关羽获此情报。孙权投降曹操，直接的原因是曹操大军压境，形势危急，主要还不是荆州问题，但跟刘备久借荆州不还与关羽在荆州咄咄逼人的架势可能有一定关系。孙、刘之间感情好、同盟牢固，孙权也可能不会向曹操屈膝。至于袭击关羽，因为涉及东吴的根本利益，迟早会发生。要说借口，孙权是有个借口，说关羽北攻襄樊时擅自取了东吴的湘关大米，但这借口不是孙权制造的，而是关羽的行为造成的。政治斗争历来十分残酷，联盟内部也不会只是一个“和”字，同样存在着斗争的一面。为了某种政治利益，故意制造某种借口，古今中外并不鲜见，但说孙权为了背弃同盟、袭击关羽而虚构“借荆州”一事，未免过于牵强了。
借荆州在历史上根本不是虚构的故事，要说虚构，《三国演义》里讲的借荆州故事，才真正是作者所虚构。小说写诸葛亮乘周瑜与曹仁大战南郡之际，命赵云乘虚取了南郡，命张飞袭了荆州。于是孙权派鲁肃去向刘备要荆州，孔明推故不肯给，双方达成初步协议，待当时的荆州刺史刘琦病故后再归还。这是小说家言，不知何故，作为史学家的黎先生，又生出另一个“借荆州”虚构故事来﹖
对借荆州应作正确理解
黎先生讲到“借荆州”是孙吴方面虚构出来的这一立论时还说：“当时汉朝还不曾亡，天下是汉朝的天下，领土是皇帝的领土，除了汉献帝本人行使其自由意志之时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有权力把荆州或任何一州赏给任何人，或借给任何人。”
关于当时天下形势，汉家皇帝是否还可行使其“自由意志”，我们且不去论说，关键是在黎先生看来，借荆州就应是将一个州全借下，如果不是这样，就成了孙权或其手下文人“虚构的故事”，就是“不肯实事求是。”他对人们认为孙权借出南郡可与借荆州说得通表示质疑，说“这是一种不肯‘事实求是’，而一味‘好作秀人’的说法。”看来，黎先生对借荆州这个基本概念也不太清楚，与我们的理解有很大不同。
历史上刘备借荆州，大家都知道所借的不是作为整个荆州一个州，而是荆州的一部分。确切地说，是以江陵为首府的南郡的绝大部分，当时原属南郡的襄阳、宜城等除外。赤壁之战后，荆州一分为三，曹、刘、孙三家各有自己的荆州地盘，一个完整的荆州已不复存在，到西晋灭吴时荆州仍是分割着的。也就是说，当时根本不存在将整个荆州借给别人的前提。那么，为什么人们常说刘备借荆州而不说刘备借南郡呢﹖
汉代荆州，领有南郡、南阳、江夏、武陵、长沙、零陵、桂阳七郡，到汉献帝时增加为八郡，即增加了一个章陵郡章陵故址在今湖北枣阳市境，为刘秀故乡。汉代荆州诸郡，论人口以南阳郡最多，论战略地位以南郡最重要。自秦始皇修筑由秦都咸阳通向全国各地的驿道之后，地处长江中游的南郡江陵，逐渐成为贯通南北、融会东西的重要水陆交通枢纽，商贸业也很活跃，西汉时的江陵已发展为全国十大商业都会之一。三国时代曹、刘、孙三家争荆州，集中表现为争江陵，谁据有江陵，谁就基本上取得了控制荆州的主动权。曹操南取荆州与刘备展开进据江陵之争，赤壁之战后孙刘联军追击遭操，也首先表现为江陵之争。这都说明南郡及其首府江陵的重要性。
赤壁之战后，刘备据有江南四郡，孙权据有江夏郡南部沿江一带和南郡大部地盘，曹操据有南阳郡、章陵郡和江夏郡北部及南郡的襄阳、宜城等地，另立了襄阳郡。刘备向孙权提出“求都督荆州”，当然不可能把曹操的荆州地盘也借来都督，而只能是孙权的江夏郡和南郡。刘备借荆州、意在南郡，孙权也不可能将自己的荆州地盘都借出，江夏郡南部仍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从史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刘备借荆州实际是从东吴借到了南郡曹操的襄阳等除外。
刘备借荆州得到南郡，关羽守荆州屯驻江陵，江陵于是既成为南郡的首府，又成为蜀荆州的首府。这样，江陵城就既叫江陵，又叫荆州。这不是如黎先生所说“以大称小”、“不肯实事求是”的问题，而是个沿传习惯和历史事实。当初刘表据荆州，以襄阳为首府，襄阳就一度称作荆州。魏荆州后治宛南阳，宛亦称荆州。但襄阳、南阳之称荆州只是一度相称而已，江陵城亦称荆州城，则一直沿袭了下来。因为汉代以后，随着封建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地方政区的缩小，蜀汉的南郡成为历朝荆州行政区的大致范围，而江陵又通常是荆州行政区的首府。《三国演义》里说到荆州，有时指的是荆州政区，有时指的是荆州城，就是个明证。
所以，刘备借荆州无论从广义的角度借南郡还是从狭义的角度借荆州城去理解，都是说得通的，不存在“不肯实事求是”的问题。
黎东方先生精通中国历史，生前宏愿写出“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令人起敬。一个人自感有能力把史前到民国的历史都细说出来，确非易事，足见其对自己广博的史学功底是很自信的。但一部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仅凭个人力量都能细说出来﹖实在难以令人置信。而且，往往愈是广博，愈可能不太细。《细说三国》不就有诸多不够“细”的地方吗﹖拙文只是对借荆州虚构故事之说作了点评说，可惜黎老先生已经作古，无缘向老先生隔洋请教了。
